寫專欄十天的小結

寫了這專欄兩個星期，要讀者捱了我硬繃繃的文章十天，五天理論，五天歷史，心也有些不忍。環顧上下左右的鄰居們，篇篇言之有物，但又不用如自己般以那麼學究的表達方法，實在非常慚愧。
以前也曾在報紙發表文章，但多是在論壇版，回應一些憲政爭議。寫一星期五篇的專欄是頭一遭。還記得初在報紙發表文章，是在讀大學時。寫了一篇長文投稿明報自由論壇，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緊急權力。當文章登出時，心中實在非常興奮。之後曾在大公報有一專欄，但是與多位學者合寫，每星期只寫一篇。正值當時《基本法》起草，寫的也都是關於《基本法》的法律爭議。
現在一星期五篇，看似簡單的六百多字，但在寫上手後才知絕不容易。我的專業是法律，專研的是憲法和行政法。很多人都認為法律是自成一域，艱澀難明的。但我認為法律與社會是緊緊相扣的，我們也可以用常識去理解法律的。因此我要寫法律與政治，也要用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遊戲概念來分析法律。
事實是知易行難。當寫上時，我才發覺難度是出乎我意料的。寫專欄文章與寫學術期刊論文或論壇版文章很不同。寫學術論文，讀者多同屬一專業，寫時不用顧慮用一些專科名詞。寫論壇文章，也是預計了讀者不介意文章太學術。要在閒話家常中說理論，輕描淡寫地釋哲思，輕輕鬆鬆的析時弊，才是我認為理想的寫專欄手法。
撫心自問，我離這境界真的太遠了。但這至少為自己定了一個目標。不過，在未達標前，看來我還是要用學究語言面對讀者，請讀者們多多包涵。幸是只兩個月，讀者只需多捱兩個月。也幸是編輯還未有發出最後通碟。

「一國兩制」的遊戲

要理解中國政府會怎樣玩香港的政治遊戲，就必須先明白「一國兩制」在中國政府全盤的政治遊戲中的策略位置。
中國政府在其全盤遊戲中的取勝目標就是要在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所造成破壞後，回復及維持共產黨管治全中國的權威。重點策略是發展經濟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較次要的策略是統一中國來維繫全中國人民的向心。「一國兩制」是實踐這策略的具體方案，而主要對象是台灣。「一國兩制」雖可使台灣的制度大體不變，但它卻不能吸引台灣人，這是因為他們雖沒所失卻也沒所得。當中英政府談判香港前途時，中國政府也順帶以「一國兩制」來玩香港的政治遊戲作為一種預習或示範。
「一國兩制」是為了統一，統一是為了共產黨繼續管治中國。從這背景我們就能明白「一國兩制」必然是以「一國」為主體的。這「一國」也不單是任何的一個中國，而是由共產黨管治的中國。一切其他的理解只能是美麗的誤會。
在制定《基本法》時，中國政府在容許香港可享有高度自治和維持制度大體不變之餘，更要確保「一國兩制」不會威脅共產黨的權威管治地位。實質的方法就是要延續殖民地管治制度的精神，把英國政府在殖民地時的主導地位接過來。這在遊戲規則上可充份反影到。這包括了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須確保所選出的人士必為中國政府可信任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修改《基本法》的權力、為香港立法的權力和否決香港法律的權力等。
但香港的政治局勢已與殖民地時期很不同了，尤其是香港本土力量已興起和凝聚起來。連《基本法》也不能全然照搬殖民地時期的遊戲規則。在新的局勢下，中國政府必須重新部署「一國兩制」的遊戲策略。

過渡期的遊戲

中英談判後的過渡期延續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兩陣對戰之局。
英國政府知道她必要退出香港，但她所要的光榮退出不是一個莊嚴的儀式，而是要讓英式的制度可以在香港保留下去。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政府就已開始了在香港建立代議政制的改革。區議會和立法局功能團體選舉都是在80年代引入香港。中英在過渡期紛爭之源就是當英國退出時，所留下的制度應是殖民地時的制度還是經英國政府署心改革了的制度。
過渡期中英雙方的共同目標是要確保權力順利轉移，讓英國政府退出遊戲，把主導權交出。但這主導權是交給誰呢？這是另一紛爭焦點。把兩點連起來，代議政制加速了本土力量的興起和凝聚，使權力轉移複雜化。香港本土的力量雖不會構成港獨的威脅，但卻使中國政府難以在過渡期後如英國政府在殖民地時代般，那麼容易主導整盤遊戲。
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關係也有不同階段。在英國政府初推出代議政制時，中國政府看為極大的挑釁。在燃起了香港部份本土力量的盼望後，英國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反又把88直選否決了。在89 民運後，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制改革加速立法局的民主化步伐又引來中英雙方的另一輪爭拗。
英國政府在過渡期與中國政府的對戰中，時用強硬的策略，時用忍讓的策略。她和中國政府一樣，在這爭持中都要爭取香港本土各方力量包括泛民主派、泛親中國政府派、專業人士和香港商界站在自己的一方。這也促使香港各方本土力量建立起自我的意識。
每一局的政治遊戲都影響著下一局的形勢。過渡期的發展正好見証了這點，香港本土力量由後殖民地時代的興起，到過渡期的凝聚，打亂了中國政府原先對過渡期後香港管治的如意算盤。

香港獨立的迷思

前陣子香港有人攪港獨之說甚囂塵上，但這是否子虛烏有呢？
要成為一獨立主權國，必要有外在和內在的條件。
就外在的條件來說，根據國際法，要成為獨立主權國的主體必須擁有土地、人民、政府及與其他獨立主權國建立關係的能力。但這還不足夠。在二次大戰反殖化浪潮下，只有在殖民地或外來管治下的人民才享有民族自決權成為獨立主權國。
在1972年，聯合國應中國政府的要求，而英國政府又沒有反對下，已把香港剔除於殖民地之列。即使香港真的有人攪港獨，也沒有其他主權國會承認香港享有獨立主權國的地位。
就內在的條件來說，那社群必須有很強的自我意識，足以使社群的成員聯合起來和與其他社群分別開來。在後殖民地時代至過渡期，香港的本土意識的確在逐步提升，但這本土的意識有幾個特點。第一、雖然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對香港有歸屬感，與之前移民的一代很不同。但這移民的血統卻同時產生一種向外的意識，對消了向心力。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移民潮正好見証這點。第二、即使是有這種對香港的向心力，但卻沒有產生一種脫離的意識。香港人沒有意思要脫離殖民地統治，也同樣沒有意思要脫離中國。香港人大部份都是中國人，他們向香港之餘也同時有強烈向中國的意識。這從香港市民普遍接受回歸，表現出的民族自豪感和積極援助國內受災同胞可以清楚看到。
第三、不同的群體和個體都對香港有歸屬感，但卻是分散的。香港沒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或具魅力的政治領袖把這些分散的群體和個體溶合起來成為一股能走向獨立的力量。即使在兩次「七一」之後，我們也看不見有什麼內在的轉變使香港人會攪獨立。

中英談判的遊戲

《政治．法律．遊戲》之7 (27/07/2004)


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是涉及香港的政治遊戲中相當獨特的一局。遊戲由英國政府單方面主導進入兩陣對戰的局勢。兩陣當然是香港當時的管治者英國政府和未來的管治者中國政府。
由於涉及兩個主權國，這一局並沒有太多的遊戲規則要守。國際法在國際政治遊戲中規限性並不太大尤其是涉及一些大國。雖然如此，國際法也某程度上促使這一局遊戲的開始。
根據國際法英國政府無論是否享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法理上或只是實際上的主權，她對新界的任何權利都要在1997年結朿。這逼使英國政府在70年代末就要去開展新一局的遊戲，引入中國這新對手。中國政府在 1979 年鄧小平上台後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她的政治遊戲包括國際的大政治遊戲，和內部經濟改革和統一中國的政治遊戲。香港的遊戲只是她在眾多遊戲中的一個戰場。
英國政府在開始時取勝目標是要延續對香港的管治，打出主權換治權的牌。這手牌強是在於你真的有主權在手。國際法在此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中國政府出牌很簡單就把英國政府的招數化解了，就是英國政府根據國際法根本對香港沒有什麼主權，那英國政府能以什麼來換治權呢？
在這之後，局勢已轉向，中國政府逐步取得上風，而英國政府只能以光榮撤退為其繼續玩這遊戲的目標。這目標不單是英國政府可以體面地結朿她對香港的管治，更重要是讓她在香港所建立的英式制度，包括了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能在1997 年後維持下去。這一點與中國政府的取勝目標相符，故結果出來的《中英聯合聲明》就為香港的未來定下「基本維持不變」的基調。但什麼可變，什麼不能變就未有明確規定。這也種下了1997 年前及後的政治紛爭。

殖民地的遊戲

談了幾天理論，讓我們看一些實在的政治遊戲。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政治遊戲是一個單一中心的遊戲。這中心就是英國政府，她也是這遊戲的主導玩家。遊戲規則是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英國政府主導了一切，由制定遊戲規則至選取陪玩的其他玩家，都盡在她手。
英國政府的取勝目標就是要保障英國在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戰略利益。要達到目標，策略就是維持香港的穩定。英國政府也不用直接參與香港的政治遊戲。殖民地總督就是英國政府駐港的代言人。以殖民地的憲制把權力集中於總督手中，再配合其他策略包括駐守足夠的軍事力量；在香港設立具有英國管治傳統的文官系統；把英國商界在香港的利益集團溶入管治的核心；並容許本地商界和傳統宗族加入管治的外圍圈，那整局遊戲的走向就不會偏離英國政府的目標。同時，香港內部的社群發展還是相當落後和不穩定，並不能產生一個具實力而又獨立於殖民地政府的玩家可與英國政府抗衡。
直至二次大戰結朿後的一段日子，英國政府也是以這方式來玩殖民地的政治遊戲。促使轉變的動力並非來自香港內部而是英國政府所處的另一政治遊戲。在國際政治遊戲的規則轉變下，英國政府必須改變殖民地的單一管治模式，容許本土力量發展起來。在後殖民地時期(七十年代)，本土的力量逐漸形成，為政治遊戲加進新的本土玩家。雖然這本土的力量仍是相當薄弱和分散，但遊戲的局勢已開始了不可逆轉的走向，延續至過渡期以至現在。
中國政府也在後殖民地時期以不太直接的方式進入遊戲，其影響力隨著中英談判在八十年代初開始而逐步提升，由後台走到前台，慢慢地成為主導香港政治遊戲的大玩家。

法律遊戲

人們常說法官是獨立於政治的。若是的話，法律解釋是否可以不涉及政治，法律也就不涉及遊戲呢？
在奉行司法獨立的憲制下，法官作裁決時是不受外間的政治力量左右的，法官的確是獨立於政治，但這只是說狹義政治，即權力政治。但廣義的政治涉及更根本的問題。這包括如何理解該憲制的性質和法官在這種性質的憲制下應扮演甚麼角色，這可說是政治或法律的定位問題。法官也是人，也是社群的一份子，他們並不能超越這種政治。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就要先解決這些根本的政治問題，而答案並不能從法律條文直接找到。他們的抉擇就在乎於他們怎樣看整局的政治遊戲。法律與政治就是如此的交纏著。
以遊戲之說來分析法律更重要是可看到法律的互動性。當法官在眾多合理的解釋中作出選擇的同時，政治遊戲的其他的玩家也會去解釋相關的法律，他們同樣會為自己定位。他們的定位必然會影響法官的最終抉擇。
舉一個香港的例子，終審法院依據它所理解《基本法》的性質和法院應扮演的角色，裁定內地子女享有居留權後，先有國內護法質疑終審法院的權力，再有行政長官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釋法的結果使終審法院得重新尋索《基本法》的本質並法院在中港關係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終審法院先前的定位迫使中央政府和行政長官出他們手上牌，而結果是終審法院在這一政治遊戲中不能不重新定位。在重新定位的過程中，終審法院得重新估量它手中有什麼牌，和在這新的憲政局勢下，為它所看重的憲政價值重新排序。
法律是遊戲之說是要把法律的運作規律描述出來。這並不必然矮化了法律，法律仍可以是憲政遊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互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