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班子的重重挑戰

梁振英與他的班子，由未上任到現在上任只是一個多月，已面對了重重的衝擊，先後有梁振英大宅發現有僭建而被指誠信有問題、政府架構改組被立法會拉布拖跨、四十萬人在七一大遊行高呼「梁振英、大話精」、官員落區時多次遇到反對者追擊、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多年前騙房津而下台、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被指洗腦惹來近十萬名家長、學生和小朋友上街抗議、至最新近新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妻子涉經營劏房等事件。梁班子差不多每天都只在拆彈，唯一出招的就是建議發放二千二百元的特惠高齡津貼。現在梁振英會把提出施政報告的時間延至下年年初，那即是說在未來的幾個月時間，梁班子會繼續處於捱打的狀況，不會有甚麼實質的建樹或反擊。

但在梁班子能發招前，可能已會有多個挑戰等著它。首先就是陳茂波事件會怎樣繼續發酵，會否有另一位發展局局長要下台呢？就國民教育的爭議，現在教師及家長正醖釀罷課，若能成形那將會挑起處處火頭。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在現在的政治形勢下，泛民保住關鍵性的三分一（即二十四席）應不會太難，不過也沒有可能取得過半議席，故關鍵是建制派取得的議席中，支持梁振英的候選人的取勝率有多高。若反梁的建制派在選舉中佔優，他們大有可能與泛民結合或對梁班子採消極不配合態度，那都會大大不利梁班子的未來有效管治。梁振英最終還得交待僭建事件，那是否能為香港市民接受，亦會直接影響其管治的認受性。

寄望梁振英能在施政報告時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爭取回市民的支持，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成功機會。梁振英曾提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因港人抗拒雙非子女，故如果這政策能成功，應有可能為他爭居取到不少的支持。但要徹底解決雙非子女的問題，那就必定要採用法律的途徑而不只是實行行政措施。但用甚麼法律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也可能會引發另一些爭議。如梁振英採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來解決問題，那必會挑起極大的紛爭；但若不用這方法，那又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梁班子就會被指出爾反爾，或是無能實踐其承諾。

另一重要民生範疇就是房屋政策，也是人們對特區政府有最大期望，利益矛盾最尖銳，卻又是特區政府最受制肘和掌控能力最低的政策範疇。特區政府所能做的其實也只是透過以各種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和提供普羅市民能負擔的房屋（公屋和居屋）來壓抑樓價或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但這些都未必是能在短時間內見到成效。對樓價應是升、跌、跌多少和平穩，不同持份者的看法都會有不同期望。由於這政策範疇涉及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即各地產財閥，任何政策改變都可能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故他們必會動用現在政制及政治情勢下所可以動用的政治資源去保障自己的利益。不過，香港這麼開放的經濟體系， 必會很受外圍的經濟起跌所影響。換句話說，房屋問題其實是特區政府最難主導的政策範疇，所以寄望在這方面的政策能有成效來扭轉劣勢，其實機會也是不太大，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見到。

在頻頻受衝擊的的情況下，但又沒有太多實質的業績來站穩陣腳，梁班子能做的可能是維持基本的政府運作，只能被動地看可以捱得多久就多久。以此來看，梁班子必然不會自找麻煩去提出二十三條立法，但有一些爭論卻不是它能避得了的。假設梁班子在這種情況下捱過頭一、兩年，但有一件事是梁振英所不能迴避，就算拖也只是拖得一時的，那就是涉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和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方法的政改討論。由於這兩個選舉方法必會來到，而在時間上的安排，有關政改的討論怎樣也不能拖至二零一四年年頭不去開始。在政改的問題，是否取消功能界別和特首提名會否有篩選機制都會是討論焦點。到了那個時候，反對和支持梁班子的政治力量必會來一次大對決。因此，即使梁班子能頂得過一二和一三年，一四年會可能是他的極限，除非他能提出一個為大部份港人都信服來實踐普選的方案。但以其本質，這可能嗎？

「真」言破「偽」語

新一屆政府在新特首的引導下，已有了一套常用的說話方式，也就是有人說的「語言偽術」。這有幾個特點：一、說話定必要有一定程度的真話或事實在裏面，事實愈多，那就能「偽」得更真。二、說話時必定要讓人覺得態度誠懇，口中也要常常掛著「謙卑」、「衷心」等詞，讓「偽化」的部份收藏好，那才易讓人在不覺間接受了說話而不自知。三、最關鍵的就是要在骨節位上注入「偽」術，而這又可採幾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把關鍵性的事實作扭曲性的理解，如很多人上街反對政府，就說成他們是支持政府求變。這扭曲的方法是相當講求技巧，因扭曲得太多，就會太著痕跡，易被人所察覺。但若扭曲得不夠，又達不到要有的「偽化」效果。

第二種形式是採用似是而非的用語，結果是別人聽了說話後，以為你已承諾或同意了某點，但因用詞空泛，在解讀上留有相當大空間，就可讓之後若出現爭議時利用來作遁詞，這方式也要有相當高的技巧才能運用得宜，因用詞必須有足夠的準確度以使起先時能讓人產生已得到明確看法的錯覺，但又要保留足夠空間以留下後路可遁。太準確就沒有了後路，但太空泛就不能產生錯覺，「偽」不起來。

第三種方式是採用別人也用的概念如香港核心價值，但在解讀時卻加入另一套理解，以產生錯覺是與大家有著相同的信念，但到了出現爭拗時就會搬出對這概念的新解來自圓其說。技巧就是對這概念的新解不能與其核心意思相差太遠。

第四種方式是提供一些客觀資料去支持自己的一些觀點，但這些客觀資料卻並不與最重要或最想表達的觀點有直接的邏輯關係，以製造重點是有客觀資料支持的錯覺。當然這也涉及高超的技巧，有客觀數據支持的觀點與表達的重點必須有相當的關連度，不然就會很易被人識破。

面對愈來愈多的「語言偽術」，或許只能如國王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般，保留著如孩子般的童真，才能看透「偽術」下的謊言，不為其所騙。

國王的新衣

相信大家都聽過「國王的新衣」這童話故事：「從前有一個騙子到了一個地方，對國王說他能織出世界上最美麗的布，但凡是愚蠢和不稱職的人就看不見。騙子用這布料做了一件新衣給國王穿，國王雖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愚蠢，就假裝非常欣賞地穿起了新衣。身旁的大臣們雖也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不稱職，就都紛紛讚賞新衣是如何美麗。國王穿上新衣到街上遊行，但天真的小孩看到國王根本沒有穿衣，就大聲喊：『國王沒有穿衣啊！』才把騙局揭穿 。」

這故事現在有了一個香港版本，但在分配角色上有一些困難，不知應由誰來演國王和騙子。既然不少人在遊行中都大叫「梁振英、大話精」，那麼就由梁振英特首來扮演騙子，雖然地位上應是由他來做國王。不過他是如此精明的人，怎演也不會像一位愚蠢的國王。由於曾特首之前說過他要「做好呢份工」，而市民就是他的老板，那麼由香港市民來做國王也可以罷！其他大臣和小孩的角色就容易分配得多。好！國王的新衣香港版現在開始：

「從前梁振英做了香港特首，就對香港市民說他編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國民教育課程，但凡是「反中亂港」和不稱職的人都只會看到它是會向學生洗腦的。香港市民雖看到這課程有可能被人利用來向學生洗腦，但不想被人說是「反中亂港」，就假裝非常欣賞這課程，說它應能教導我們的學生更加認識祖國。各高官包括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不想被人知道他是不稱職做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雖也看到課程會被用來向學生洗腦，也說這課程是如何的好啊！最後，天真的學民思潮和與父母一起上街遊行的小孩大聲喊：『國民教育課程是洗腦的課程啊！』香港市民才知道自己被騙了。」

香港版本還可以透過換角，產生不同的故事效果和學習內容，如由中共扮演騙子的角色，和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來做國王。但無論如何，不少港人都會同意，揭穿騙局的那位天真小孩，就一定要由學民思潮來扮演的了。

國民教育的政治博弈

要拆解由國民教育所引起的爭議和有可能對特區管治出現的政治衝擊，就要先掌握在這政治博弈中各個參與者，及他們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能動用的資源及部署。

我在這裏假設了要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是因北京政府不滿香港回歸十五年但人心仍未回歸，對共產政權仍抱持抗拒態度，故希望以國民教育在香港年青一代由兒童階段開始就建立起愛國也就是擁護由共產政權所領導的中國的情感。

這任務當然要由特區政府來負責。但特區政府也明白完全按著北京所定下的目標去推行國民教育，那必會招來極大反對，會被指責要對香港學生實行政治洗腦。因此特區政府找來具公信力的獨立人士去主持設計課程指引，在進行了四個月諮詢後，亦積極回應了不少意見，把實質是公民教育的課程卻以國民教育的名稱推出，嘗試既能滿足北京的要求，亦盼能為港人接受。這或許也是特區政府在各種局限下所能做到的。

很不幸地，事與願違，當特區政府換屆，換了具有很「紅」背景的梁振英領導下的新管治班子去負責實際推行國民教育，「無緣無故」地出現反國民教育的浪潮。但帶領的卻不是傳統反政府的泛民政團，而是由中學生和家長自發組成的組織，連一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教師組織也不是最核心的力量。他們的組織雖不及傳統反政府政團那麼嚴密，但因他們都有超然的地位，道德感召力反是更大。

這股來自公民社會的新興力量，成為了國民教育博弈的新參與者，但他們的出現也不是真的「無緣無故」，其實也某程度是因新一屆特首是在極具爭議，缺乏港人廣泛參與的「選舉」過程中產生，不具政治認受性，更被認為是北京扶植的一個紅色特首。故此由他去推行國民教育，即使實質內容是公民教育，也會惹來懷疑，因他與公民社會之間缺乏互信。再加上不合時機地由一些親北京的團體用特區政府的資助出版了一些更符合北京原先目標的國民教育的教學材料，更強化了公民社會的疑慮。更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這政治風波更有可能蔓延至更廣的層面，衝擊新管治班子在其他政策範疇的管治。

事情發展至今，各方會採取甚麼行動，亦會影響各自的回應。第一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在即使出現了強烈的反對聲音，仍堅持在九月強推國民教育，因一方面認為國民教育的內容沒實質不妥，也是北京交託的任務，且在出現反對就退亦會損害新管治班子的管治權威，以後面對任何爭議時將更會舉步為艱。

但因反國民教育的政治力量已形成，包括了不少學生、家長、老師及辦學團體，故此若強推國民教育，很大可能會挑起很多戰線。辦學團體可能會拒絕推行；若學校按指示要推行，學校老師可能會罷教、家長可能拒絕讓子女上國民教育課、甚至學生可能會罷課。有些學校就可能陽奉陰違，明說推行卻在三年開展期內甚麼也不作。只要媒體不斷報導學校在推行國民教育的情況，那會令這爭議延續不斷，令新管治班子要不斷承受負面的批評。

第二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在政治壓力下被強退國民教育。當然這必會打擊新管治班子的管治權威，但更重要是會影響北京對香港未來的部署。其實北京也看到現在推行的國民教育，離其要有的相差很大，但也願意接受，故可能已認為自已己作了很大妥協，若連這樣不是國民教育的國民教育在香港也不能推行，對港人會有甚麼印象可想像得到。在以後要談到實行普選的具體模式時，北京很大可能會採取非常保守的取態。當然最理想的是北京因此事而更明白到港人的冀望，知道只有讓港人能真正地選出自已的政治領袖，人心才能真正回歸，而願放寬對港政策。不過以北京過去及現在的表現，在國內政局沒有出現大變前，出現這種轉變的可能性是很低。

第三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延長諮詢期，在經過更廣泛諮詢後在下學年才推行。這方法是寄望在未來一年新管治班子能有所表現，可爭取回港人一些信任，那麼一年後推行或會順利一些。但這方法無可避免會給人感覺是新管治班子根本不具備能力去化解香港亟待解決的各樣深層次矛盾。再且，一年後公民社會到時是否接受也是未知之數。但我相信這是新管治班子在現在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還有第四個可能，就是在延長諮詢期後，特區政府在無聲無息下收回，正如當年「八萬五」的政策一樣。當然這不能解決矛盾，北京的感覺和反應也會如國民教育被強退一樣，只是保留了新管治班子一時的面子而已。

港式國民教育

就香港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有國內朋友也感興趣，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認為作為中國人的香港人，通過適當的方式瞭解國情應該也是有必要的。他們也很想知道香港人對怎樣的方法去瞭解國情問題才可以接受。

我的回應有幾點。一、我同意港人中同是中國人的，要他們瞭解國情是必須的，但香港居民中按《基本法》也包括非中國公民的，要強制他們也要透過國民教育去瞭解中國國情似乎就並不是必要。或許在香港的學校推行國民教育時，要有安排讓一些學生作出選擇，使他們可以得到豁免或用其他科目替代。

二、其實國民的身分只是現今身處全球化世代的人的其中一個身分而己，因此更全面的教育模式是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因公民教育已包含國民的身分，而採用公民教育的理念框架更能把人的思考不會只局限於國民的身分，能讓全球化下的港人把其多元身分擴展至更深（作為一個享有人類尊嚴及基本人權的人）及更闊（作為世界村的成員）的層面。

三、對國家的國情認知應是全面的、具深度的及前瞻性的。因此教學的內容並不應只局限於關於國家現有制度的資料，而應也包括這些體制實際運作的情況。而有關的資料，不應只關乎正面的情況或各樣成就，也應包括在運作時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及產生的負面影響。而為了讓學生能思考如何可以幫助國家改進， 應培養學生的批判及獨立思考能力。

但可能最重要的還是推行國民教育的時機。以現在缺乏認受性的特區管治班子，和公民社會與其缺乏互信的情況下，強推國民教育，即使內容沒有問題，也只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與爭拗。不是要特區政府被強退國民教育，而是暫緩推動，再進行一輪更廣泛的諮詢才決定是否推行國民教育，用甚麼名稱及形式，包括甚麼內容，和發展甚麼的教材教案，那才是繼續向前走的可行一步。

國民教育掀起的政治風暴

國民教育的爭議過去數星期一直發酵，發展起來愈來愈與零三年二十三條立法相似。

一、在公眾心中，特區政府要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與二十三條立法一樣，都是特區政府收到中央政府的秘密任務。重點並不是這是不是事實，而是公眾都有這種印象。一旦這種印象已形成，無論特區官員如何解釋都沒用，更讓人覺得他們是欲蓋彌彰。

二、與二十三條立法一樣，國民教育涉及港人最珍貴的思想自由。反對國民教育的都是憂慮國民教育會被利用來為香港的學生洗腦。對大部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普通市民來說，民主和法治等理念都還是較抽象和遙遠，但自由卻是他們每天所行使及感覺得到的。因此任何對自由的威脅，他們的反應自然也會來得更直接、快速和激烈。

三、亦和反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一樣，帶動及參與反對運動的，並不是一些政黨和政治活躍份子，而是一些普羅市民如家長、學生及辦學團體，自發地組織起來帶領這一場由公民社會主導的抗爭運動。若是由政黨或政治活躍份子來帶領，特區政府大可冠以反對勢力要攪亂香港的罪名，但由於發動者是來自普羅市民，特區政府就不能輕言他們有不良政治目的而予以醜化或打壓。

相對二十三條立法，由國民教育所引發的政治風暴可能會是更大和更持續。首先，國民教育涉及的是我們的年青一代，基於對兒童的愛護，過去不理政治的家長也可能會奮起抗爭。再加上已政治醒覺的年輕人，國民教育所掀起的政治風暴所捲入的港人，可能比二十三條立法更廣泛，因很少家庭是沒有子女在學校就讀的。再且，因國民教育涉及要在各學校推行，那令抗爭的焦點可出現在香港的每一所學校內。若出現學校罷教、學生罷課，特區政府就須面對連綿不絕及處處冒起的火頭。

觀此形勢，為了挽回一點兒的面子，在國民教育還未刮起成十號的政治風球前，延長諮詢一段長時間，然後無聲無息地收回，才是現屆特區政府的上策。

人心回歸？

香港人是否已人心回歸呢？這問題似乎是北京政府對港政策的一個關鍵考慮點。但甚麼才算是人心回歸呢？

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可能還有不少港人寄望英國人可以在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但這種想法在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就湮沒了。港人在願意與無可奈何之間接受了中國在九七年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但不少港人對共產政權仍是心存疑慮，故在當時出現了一股移民潮，有能力或有門路的都嘗試去拿外國護照為自己及家人留後路。不過在過渡時期及特區成立後，看到香港的情況大體能維持，不少移民到外國的港人都選擇了回流。故他們或許在開始時用移民的行動去表達他們那種抗拒和懷疑的心態，但最後也是用行動回流表達了他們已轉變為接受主權回歸的取態。

因此，若人心回歸是指港人接受主權回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那麼港人可能在開始時是有一些抗拒，但大都到了現在已變為接受了。可能北京政府認為人心回歸這程度是不足夠的，因這種態度還是欠缺積極擁護及隱藏懷疑的心態。最關鍵的可能還是港人所接受的回歸，只是一個抽象的中國，而不是那現實存在的中國，那個堅持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若港人不是全面全心地接受回歸這個現實的中國，那還是不足以讓港人行使民主權利實行真正自治的。

為了達到「真正」的人心回歸，北京政府也不可以說是沒有付出努力。在特區成立初期，北京政府完全信任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治理香港，差不多是完全沒有插手香港事務，除了是在董建華提出要求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裁決以解當時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之困。北京政府希望讓港人覺得她是真的尊重港人治港，而願意真的人心回歸。但很不幸運地剛巧踫上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等事件，導致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及儘早實行普選。因觸發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的是二十三條立法，那反映了港人經過北京政府這些年的努力，雖已經達到主權回歸，但似乎還是深存對共產政權的抗拒和懷疑。

北京政府被迫改變策略，由當時民望極高和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替代董建華為特首，並在經濟資源及政策上給予香港極大優惠以解香港經濟和財政上的困難。但這些實利的行動卻不能完全打動港人，而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抗拒和懷疑，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多，卻似乎是有增沒減。這從港人對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親共背景而產生的不信任，及一些國內事件如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所產生的強烈反應可看到。這或許就是現在特區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的背景。北京政府對港人未能人心回歸，歸咎於在年青一代中做的功夫不夠，不能讓港人從心底裏認同那現實的中國，故此必須儘快開展這方面的教育工作，冀望能長遠扭轉這局面。

綜觀北京政府對促成港人的人心回歸的方法，首先是放手讓特區政府自行管治，到給香港送上經濟大禮，再到現在要推行國民教育，其用心也不可說不是良苦了。但問題是以香港的實際情況，由港英管治時期及過渡期，以至特區成立初期，到零三七一後，這些努力看來都不能取得預期的果效。

就以國民教育來說，由提出諮詢的文稿到現在定稿的指引內容，實在看到不到這樣的國民教育如何可以做到北京政府所希望見到的那種人心回歸。更大的問題是即使特區政府提出要推行的只是這樣的國民教育，竟也惹來極大反對，重新挑起港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和懷疑。不少辦學團體、學校老師和家長都在蘊饟拒衡的實質行動。這樣下去，國民教育即使能推行，應也難達北京政府原要達成的目標。

因此，要真的人心回歸，北京政府若要讓港人真心認同其管治，門面的功夫、大禮和思想改造都會是沒有用的。唯有信任港人，讓他們可以真正地行使民主的權利，自主地選出他們的政治領袖去實行高度自治，在互利下與內地在經濟發展上合作，並在不違背香港的核心價值下讓香港的年輕一代增加對抽象及現實中國的認識，港人的抗拒和疑慮才有望逐步減弱，那才能有望達到真正的人心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