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與德育課程分拆推行

針對現在關於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爭議，反對意見最主要是憂慮國民教育會被利用來進行洗腦教育，也不同意把本應屬公民教育範疇的課程稱為國民教育。不少人要求擱置推行國民教育，或至少是再進行諮詢才在學校推行。但政府也有其考慮，因由課程指引公布後，已有不少學校計劃了在新學年就推行，並已在教學資源上作出了調配，若現在突然煞停，那會在一些學校內做成相當程度的混亂和不便。這是為何政務司司長長林鄭月娥曾表示，如因部分市民有不同意見而不推行國民教育，會令很多人失望，那些人應就是已準備了在新學年推行的學校了。

面對此困局，我有兩項建議希望能被支持和反對者接受。第一，把課程更名為「德育、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其實這是更準確把課程的內容表述清楚，但也容特區政府落實中央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的要求。這名稱或許是有點累贅，因國民教育本已包含在公民教育之內，但這或許是現階段能讓各方接受但又不損各自底線的一種妥協。

但針對不少人對國民教育的憂慮，特區政府可以暫緩推行這課程的國民教育部份，在未來一年進行更廣泛的諮詢，並讓各教學團體有更多時間去準備教材。這樣做卻又不需把整個課程煞停，因課程所包含的還有德育及公民教育部份，內容相當廣泛，計劃了在未來一年要推行的學校，必然有足夠的內容和材料去在各級施教。而事實上，很多準備推行課程的學校，在首階段其實很大可能也會是集中在德育部份。因此，把國民教育部份暫緩推行再作諮詢，那能滿足各方的需要，亦可製造一個緩衝的空間，讓對國民教育持支持和反對意見者，能再有一個坦誠商討的機會去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定出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基調。

在充滿相互不信任的管治環境下，特區政府一歩不讓是難以化解人們的疑慮。唯有透過更廣泛、公平、真誠及具創意的公民參與程序，困局才有望能打破。這一點也不只局限於國民教育的爭議。

國民 v. 公民

特區政府要推行的國民教育，課程的理念框架與過去香港及在其他民主國家推行的公民教育並無太大分別。在國民教育及公民教育中都有關於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既是如此，為何只是把一個公民教育課程稱為國民教育會在香港引起那麼大爭議呢？或者要問為何在香港推行公民教育卻要叫作國民教育呢？國民與公民除在名稱之外，有沒有實質分別呢？

按公民教育的理念，一個人就是一名公民，是有著獨立自主身分，在不同層次的群體網絡關係包括了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中生活。公民與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因著群體的不同性質而有異。公民教育的起點是公民，目的是要培育公民成為一個能明白其在各個層次的群體所享有的權利及當盡的責任，並具備能踐行這些權利和責任的質素。由於要界定哪些權利、責任和質素是公民所當有的，無可避免地涉及價值判斷，故公民教育必然也是價值教育。

國民教育雖同樣也會包含個人及其與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等層次的關係，但焦點卻是在於國家這層次，不然也不會稱為國民教育，目的是要培育這人對國家產生正面的認同情感，並以此為起點去指引這人如何看自己及建立與其他層次的群體的關係。因此，在國民教育下，一個人是一個國家的國民是先於他是一個擁有獨立自主身分及能力的個人。這或許就是國民與公民的最大分別。

國民教育雖也同是價值教育，但目的卻是要促使這人對國家包括現在負責管理國家的政權產生正面的情感，並以此情感來引導這人去建立起一個價值系統去看其他層次的群體。當然這會較難讓人對國家及政權，按一個擁有獨立自主身分的公民的角度，思考其在國家這群體層次所應享有的權利、責任和質素。

因此，公民教育與國民國育並非只是名稱的分別，公民教育是以培育生活在群體中獨立自主的公民為起點，國民教育則是以培育以認同國家為重的國民為起點。兩者雖都是價值教育，但所包含的價值及重點，因起點不同，也就會是不同的了。

法治與經濟

最近讀到兩位著名經濟學者提出他們對其所處經濟體系由經濟問題而洐生出的社會問題的分析，而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都是法治。

一位是中國著名經濟學者也是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先驅倡導者吳敬璉教授。在一篇專訪中（載於胡舒立編：《中國危機》），他分析中國當前改革最緊要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可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實施頻干預。這製造了巨大的尋租場，造成嚴重的官員貪腐問題，亦鼓勵了企業花樣百出的尋租活動。最後是出現了官商合謀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單尋租，更運用公權去設租以便造成更多新的尋租可能性，構成腐敗氾濫的惡性循環。因為這種「權貴資本主義」，中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人民的不滿也由此而來。

吳敬璉教授認為解決方法其中之一是要建立起法治的市場經濟，限制政府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並要有合乎公認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援，那才能擺脫公權不彰、規刖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係緊張的狀況，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另一位是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在他的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他指出美國次按危機所產生的問題，根源並不是沒有法治，而是沒有好的法治。好的法治應是保護弱者免受強者所傷害，讓他們得到公平的對待，但現實卻是相反。大企業如銀行，為了謀取巨大的經濟回報，運用其政治影響力去使法律變得對大企業有利，如促使制定一些有利於貸方的破產法和阻止立法去制止掠奪性貸款。昂貴的司法程序亦令大企業不用懼怕被民事起訴，因小市民在法律戰中是難以打持久戰的，結果往往是大企業不用為自己的過錯承擔法律責任或只需負上少於其應負的責任。最後，財富由社會的中、低層被高層所掠奪去，令社會不公平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斯蒂格利茨教授建議的眾多解決方法中，不少也是涉及強化法治，建立起他所說的好的法治，包括要有更強和更有效的競爭法、改善企業管治、改革破產法、令司法程序為普羅市民所能負擔等。

兩位經濟學者所談到的經濟問題和具體的解決方法，因著中國和美國的政經法制度和發展階段不同，可能表現出來的形態有異，但卻也是有著共通的地方。

一、那就是無論是在專制或民主的社會，人都是貪婪的。人會用盡各種方法為自己謀取最多的經濟資源，只是因著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同，他們所用的方法會有所不同而已。而當中最關鍵的還是如何掌控政治權力，以使政治權力，無論是否透過法律或透過甚麼法律去實行，會被利用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利益。中國較緒美國可能是因法律制度的複雜度還不是太大，致掌控政治權力者能更容易和更直接地也掌控大企業，從而透過大企業去為自己謀取利益。但在美國，因法律制度發展已較複雜，掌控政治權力者的主導性相比下是較低，反是由企業更主動地以更複雜的技巧去促使政治權力和法律為企業服務。兩者途徑雖異和主導者不同，但結果都是法律制度被利用來使財富向上集中，而普羅市民都成為了法律制度的受害者。

二、因此，針對這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所提出的都是要以法律去制約權力，分別也是因兩個國家的政經法制度不同，故所實行的法律制約的焦點亦有所不同。中國因權力仍是非常集中，故法治的方向是要把權力分立和建立起相互制衡的制度。至於美國，法治的制度其實已存在，故更重要但更複雜的是如何使制度上的制衡作用能有效地發揮出來。

三、兩位經濟學者都不是滿足於一種低度的法治，即把法律單純看為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法律是更應用來實現公平和公義的。即使如美國政經法制度發展已相對成熟的地方，也同樣會出現法治劣質化的現象，這是中國在發展法治時所不能忽略的。

但法治最終能否成功解決經濟問題和其衍生出來的其他社會問題，也不單是制度的問題，更是人的問題。人有著貪婪的本性，會否願意受法律的制約而不讓這惡的本性全面發放出來呢？人那貪婪的本性會否因有了公平公義的法律、法制和社會制度，而最終能被轉化並學懂關愛其他人呢？

政改討論應盡早開展

觀乎梁班子現在的窘境，關鍵問題是有相當數量港人不信任梁振英 。如行政會議議員胡紅玉接受專訪時所說，特區政府的主要問題是管治認受性低。而特區政府管治認受性低是源自特首本身並不是由港人行使民主權利選出，是在北京政府主導下產生。

現在梁班子在上任一個多月已面對重重攔阻，而管治認受性這麼低的政府，想透過實際政績來扭轉局勢跳出困境，機會也是不會太大，因任何重大政策改變，都要有足夠的管治認受性才能成功推行得到。若梁班子妄想強行推出一些重大政策改變，那可能只會刺激出更大的抗衡，令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梁班子很大可能在未來五年都只能是一個跛腳的看守政府。直至一七年特首能由普選產生，香港的管治才望有轉機。

因此，梁班子現在所能夠或最應該做的，就是回到特首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並不符合普選的要求這導致管治認受性低的主因。不然它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在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下，都只會是徒勞無功。

特首普選雖在一七年才實行，看似還很遙遠，但立法會普選的方案也應包括在下輪政改討論。雖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並不會實行全面普選，但如何過渡至二零年全面普選產生的立法會，一六年的選舉模式也必然要有適當安排才能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故此，要有充份的時間進行相關立法，政制改革的方案，按過往的經驗最遲要在一四年初就要提出來。

梁班子現在的想法可能是政改這麼敏感的問題，在現今「風頭火勢」下，最好還是拖得一時就一時。但如胡紅玉議員在專訪中所說，政改的討論應盡早開始，以便社會能有更多時間凝聚共識，而不是留到最後一刻才提出來。若梁振英能帶領港人就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制定出一個確實方案，把港人對能否真正落實普選的所有疑慮清除，梁班子才有望走出現在的困局，能在餘下幾年為香港作點建樹，不然香港在未來五年只會是繼續蹉跎歲月。

梁班子的重重挑戰

梁振英與他的班子，由未上任到現在上任只是一個多月，已面對了重重的衝擊，先後有梁振英大宅發現有僭建而被指誠信有問題、政府架構改組被立法會拉布拖跨、四十萬人在七一大遊行高呼「梁振英、大話精」、官員落區時多次遇到反對者追擊、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多年前騙房津而下台、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被指洗腦惹來近十萬名家長、學生和小朋友上街抗議、至最新近新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妻子涉經營劏房等事件。梁班子差不多每天都只在拆彈，唯一出招的就是建議發放二千二百元的特惠高齡津貼。現在梁振英會把提出施政報告的時間延至下年年初，那即是說在未來的幾個月時間，梁班子會繼續處於捱打的狀況，不會有甚麼實質的建樹或反擊。

但在梁班子能發招前，可能已會有多個挑戰等著它。首先就是陳茂波事件會怎樣繼續發酵，會否有另一位發展局局長要下台呢？就國民教育的爭議，現在教師及家長正醖釀罷課，若能成形那將會挑起處處火頭。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在現在的政治形勢下，泛民保住關鍵性的三分一（即二十四席）應不會太難，不過也沒有可能取得過半議席，故關鍵是建制派取得的議席中，支持梁振英的候選人的取勝率有多高。若反梁的建制派在選舉中佔優，他們大有可能與泛民結合或對梁班子採消極不配合態度，那都會大大不利梁班子的未來有效管治。梁振英最終還得交待僭建事件，那是否能為香港市民接受，亦會直接影響其管治的認受性。

寄望梁振英能在施政報告時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爭取回市民的支持，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成功機會。梁振英曾提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因港人抗拒雙非子女，故如果這政策能成功，應有可能為他爭居取到不少的支持。但要徹底解決雙非子女的問題，那就必定要採用法律的途徑而不只是實行行政措施。但用甚麼法律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也可能會引發另一些爭議。如梁振英採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來解決問題，那必會挑起極大的紛爭；但若不用這方法，那又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梁班子就會被指出爾反爾，或是無能實踐其承諾。

另一重要民生範疇就是房屋政策，也是人們對特區政府有最大期望，利益矛盾最尖銳，卻又是特區政府最受制肘和掌控能力最低的政策範疇。特區政府所能做的其實也只是透過以各種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和提供普羅市民能負擔的房屋（公屋和居屋）來壓抑樓價或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但這些都未必是能在短時間內見到成效。對樓價應是升、跌、跌多少和平穩，不同持份者的看法都會有不同期望。由於這政策範疇涉及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即各地產財閥，任何政策改變都可能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故他們必會動用現在政制及政治情勢下所可以動用的政治資源去保障自己的利益。不過，香港這麼開放的經濟體系， 必會很受外圍的經濟起跌所影響。換句話說，房屋問題其實是特區政府最難主導的政策範疇，所以寄望在這方面的政策能有成效來扭轉劣勢，其實機會也是不太大，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見到。

在頻頻受衝擊的的情況下，但又沒有太多實質的業績來站穩陣腳，梁班子能做的可能是維持基本的政府運作，只能被動地看可以捱得多久就多久。以此來看，梁班子必然不會自找麻煩去提出二十三條立法，但有一些爭論卻不是它能避得了的。假設梁班子在這種情況下捱過頭一、兩年，但有一件事是梁振英所不能迴避，就算拖也只是拖得一時的，那就是涉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和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方法的政改討論。由於這兩個選舉方法必會來到，而在時間上的安排，有關政改的討論怎樣也不能拖至二零一四年年頭不去開始。在政改的問題，是否取消功能界別和特首提名會否有篩選機制都會是討論焦點。到了那個時候，反對和支持梁班子的政治力量必會來一次大對決。因此，即使梁班子能頂得過一二和一三年，一四年會可能是他的極限，除非他能提出一個為大部份港人都信服來實踐普選的方案。但以其本質，這可能嗎？

「真」言破「偽」語

新一屆政府在新特首的引導下，已有了一套常用的說話方式，也就是有人說的「語言偽術」。這有幾個特點：一、說話定必要有一定程度的真話或事實在裏面，事實愈多，那就能「偽」得更真。二、說話時必定要讓人覺得態度誠懇，口中也要常常掛著「謙卑」、「衷心」等詞，讓「偽化」的部份收藏好，那才易讓人在不覺間接受了說話而不自知。三、最關鍵的就是要在骨節位上注入「偽」術，而這又可採幾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把關鍵性的事實作扭曲性的理解，如很多人上街反對政府，就說成他們是支持政府求變。這扭曲的方法是相當講求技巧，因扭曲得太多，就會太著痕跡，易被人所察覺。但若扭曲得不夠，又達不到要有的「偽化」效果。

第二種形式是採用似是而非的用語，結果是別人聽了說話後，以為你已承諾或同意了某點，但因用詞空泛，在解讀上留有相當大空間，就可讓之後若出現爭議時利用來作遁詞，這方式也要有相當高的技巧才能運用得宜，因用詞必須有足夠的準確度以使起先時能讓人產生已得到明確看法的錯覺，但又要保留足夠空間以留下後路可遁。太準確就沒有了後路，但太空泛就不能產生錯覺，「偽」不起來。

第三種方式是採用別人也用的概念如香港核心價值，但在解讀時卻加入另一套理解，以產生錯覺是與大家有著相同的信念，但到了出現爭拗時就會搬出對這概念的新解來自圓其說。技巧就是對這概念的新解不能與其核心意思相差太遠。

第四種方式是提供一些客觀資料去支持自己的一些觀點，但這些客觀資料卻並不與最重要或最想表達的觀點有直接的邏輯關係，以製造重點是有客觀資料支持的錯覺。當然這也涉及高超的技巧，有客觀數據支持的觀點與表達的重點必須有相當的關連度，不然就會很易被人識破。

面對愈來愈多的「語言偽術」，或許只能如國王的新衣故事中的小孩般，保留著如孩子般的童真，才能看透「偽術」下的謊言，不為其所騙。

國王的新衣

相信大家都聽過「國王的新衣」這童話故事：「從前有一個騙子到了一個地方，對國王說他能織出世界上最美麗的布，但凡是愚蠢和不稱職的人就看不見。騙子用這布料做了一件新衣給國王穿，國王雖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愚蠢，就假裝非常欣賞地穿起了新衣。身旁的大臣們雖也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是不稱職，就都紛紛讚賞新衣是如何美麗。國王穿上新衣到街上遊行，但天真的小孩看到國王根本沒有穿衣，就大聲喊：『國王沒有穿衣啊！』才把騙局揭穿 。」

這故事現在有了一個香港版本，但在分配角色上有一些困難，不知應由誰來演國王和騙子。既然不少人在遊行中都大叫「梁振英、大話精」，那麼就由梁振英特首來扮演騙子，雖然地位上應是由他來做國王。不過他是如此精明的人，怎演也不會像一位愚蠢的國王。由於曾特首之前說過他要「做好呢份工」，而市民就是他的老板，那麼由香港市民來做國王也可以罷！其他大臣和小孩的角色就容易分配得多。好！國王的新衣香港版現在開始：

「從前梁振英做了香港特首，就對香港市民說他編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國民教育課程，但凡是「反中亂港」和不稱職的人都只會看到它是會向學生洗腦的。香港市民雖看到這課程有可能被人利用來向學生洗腦，但不想被人說是「反中亂港」，就假裝非常欣賞這課程，說它應能教導我們的學生更加認識祖國。各高官包括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不想被人知道他是不稱職做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雖也看到課程會被用來向學生洗腦，也說這課程是如何的好啊！最後，天真的學民思潮和與父母一起上街遊行的小孩大聲喊：『國民教育課程是洗腦的課程啊！』香港市民才知道自己被騙了。」

香港版本還可以透過換角，產生不同的故事效果和學習內容，如由中共扮演騙子的角色，和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來做國王。但無論如何，不少港人都會同意，揭穿騙局的那位天真小孩，就一定要由學民思潮來扮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