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守法到執法策略

上星期我以「中國式過馬路」提出人守法其中一個考慮點是基於功利計算。功利計算並不是人們守法的唯一考慮，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功利計算至少是重要的考慮，即使那不是在意識下作出。明白了人們守法功利計算的考慮，必然有利於提升執法的成功率。執法成功不是看有多少人在違法時被檢控，而是看有多少人會自動自覺地按法律的規定而行。因功利計算的不同情況，故執法策略也會不同。

若人們守法是因他們估計不守法所可能帶來的利益是高於不守法所可能要付出的代價，那麼要加強執法就是提升他們對不守法所要付出的代價的估計。以過馬路為例，若行人知道在那路口被車輛撞倒的機會是很大，或他們會被檢控的可能性是很大、或被控違法受到的懲罰會很重，那他們就會重新評估是否要違法。把路口宣傳為交通黑點會提升行人的警覺性而自覺守法。要增加違法者被檢控的機會就要增加執法人員，那是最昂貴的提升執法的方法。加重懲罰相對上會容易一些，因那只需要修改法律就可，但那仍要經過一定程序及解說才能得到立法機關同意。

若人們違法是因繼續守法要付出的代價超過了他們願意為守法而付的底價，要改變他們願付的底價可能要透過長期的教育和宣傳才能做到。以過馬路為例，較直接的做法是重訂燈號之間的時間使它不會太長，使守法代價不會「跌穿底價」，當然這要視乎交通管理的專業設計及判斷是否可行。

人們不守法還會是因守法要付的代價超過了所可能帶來的利益，人可能不想是唯一一人留在路邊讓人覺得是異裏，在社群壓力下也會跟從大隊違例過馬路。要改善執法，一方面是透過教育和宣傳提升守法所帶來的益處如增強市民能從守法帶來的驕傲和滿足感；另一方法是讓人知道大部分其他人都是會守法的。其實只要愈多人自願守法，站在路口依燈號過馬路的人愈多，社群壓力就會減少，守法的代價就會降低。

改革開放與反貪腐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沒有多久，從他的講話及一些行動，已給了外界相當正面的形象，令人對共產黨新領導層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會有可能出現一番新局面存了一點兒盼望。

習近平上台以來的講話及一些行動，的確証明他是有心要有所作為，但這階段較肯定的是他的最主要目的，至少短期來說，是要建立起新領導層尤其是他本的人的政治權威。他大體是採用了三種方法去加強他本人及新領導層在全部中國人民，而不是局限於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認受性。

一、他採取了較親民的形象，如他的發言所用言詞減少了一些「黨八 股」，而是用一些更貼近普羅百姓，是人民所能聽得明白及聽得入耳的用語。 他出訪時亦比較低調，減少不必要的奢華安排。這讓人民覺得習近平是一個如 他們一樣的人，多於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甚或皇帝。

二、他多次發言都是強調反貪腐是重之又重的任務，不然就要「亡黨亡國」。共產黨官員貪腐的問題已是困擾中國老百姓多年的老問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官員貪腐滲透到老百姓的生活各個層面，而所做成的傷害已是蝕肉腐骨，民怨之深已到了共產黨所不能再視而不見。因此，能清楚打出反貪腐的旗號，那令老百姓對共產黨能消除貪腐有了一點兒希望。當然，只是把十數名涉貪腐的中央及地方官員懲處，只能收到短期振奮人心效果。若老百姓在實際生活中，看到與他們有直接觸的各級官員，貪腐的陋習還是如附⻣之蛆般總是除之不去，那麼起先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就會很容易消失掉。希望愈大，失望可能會愈大。

三、習近平上任不久就跟從鄧小平的腳踪南巡深圳，並明確表示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這一方面是他要借重鄧小平仍然遺留在國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來拉高他個人的聲望；另一方面亦要以「富國富民」的經濟路線去穩定及贏取更多民心。這些都是最有利於習近平在短時間內在全國建立起政治權威的策略。

習近平的三個策略，看來的確是產生了一些正面效果，各界對他的評價 都是不錯，但他的第二個策略即反貪腐和第三個策略即跟從鄧小平走改革開放，兩者卻有可能存在著矛盾或至少有潛在的衝突。共產黨在鄧小平的計劃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多年，並由江澤民及胡錦濤在他去世後繼續執行，已是取得了世界認同的成績，令中國處赤貧的人口大幅減少，部份人更已是逐步邁向小康。 但鄧小平所倡導的經濟改革卻未能把反貪腐的問題處理得到，更有失控之勢，社會不公更因而變得更加嚴重。習近平若只是強調要緊緊跟隨鄧小平的路線，那將缺乏說服力說明他是有能力及方法去同時間實現得到反貪腐。

幸好習近平在南巡時的講話中，好像是留下了伏筆，他說在繼續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於這條正確道路時，且要有「新開拓」。這「新開拓」給人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他要開拓甚麼新的東西呢？是否會開始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呢？中國法治會否走出瓶頸，走向更高階的法治層次限權達義呢?

「新開拓」三字令人看到習近平在原有的路線上，仍有可能甚至是必定會出現一些新的做法去同時實現改善人民生活及反貪腐兩個目標。兩者其實並 不必然出現衝突，因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至今，若要取得進一步的突破， 必然要走上更深層的改革，不能不觸及政治體制的改革，那才能讓經濟發展延 續下去，也才能真正做到反貪腐。

我有一個善意的假設，就是習近平的一連串講話及行動，客觀後果是提 升了他個人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政治權威，但他這樣做並不僅是為了鞏固自己 個人的權位，而是要讓他能擁有更多政治本錢，去在黨內爭取得到足夠的支持 去實現那更深層的改革，也就是他說的「新開拓」。因為缺乏強大的認受權威，他絕不能推得動共產黨這頭超級巨型的大象，也不可能把黨內盤根錯節的貪腐網絡連根拔起。

若許你會笑我太天真，但在這「荒謬」的世代，除了自己去尋一點兒盼望外，我們還能做甚麼呢?

中國式過馬路

最近中國流行一種說法叫「中國式過馬路」，是指中國人過馬路，是「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和紅綠燈無關」。「中國式過馬路」其實可反映不同關於功利計算的守法心態，這涉及不守法所帶來的利益和要付的代價，及守法要付的代價和所帶來的利益。

第一種考慮就是人若估計不守法所可能帶來的利益是高於不守法所可能要付出的代價，那不守法就是非常理性的選擇。計算代價涉及不同因素，如是否正有車輛駛來會威脅到行人安全、會被檢控的可能性有多大、被控違法會受到的懲罰有多重等。

湊夠一撮人就可過馬路就是估算當有足夠的行人，正駛來的車輛也不得不停下來讓行人先走過去，那麼不依交通燈過馬路的危險就會降低。不依交通燈所能帶來的實質利益雖少，但因代價更少，故不依交通燈看來就是合理的做法。計算功利，尤其是不守法所可能會付的代價，是基於人主觀的估計，而不是依據甚麼客觀數據。而人往往傾向把不守法所可能帶來的利益看得過大，把不守法要付出代價的風險及量都看得過小。

另一種考慮是人會為守法定出一個願付的底價，一旦繼續守法要付出的代價超過守法的底價，人就有可能不守法。在「中國式過馬路」的討論中，有人提出中國人會這樣過馬路，是與紅綠燈之間的時間長短有關。人遵守交通燈是有一個限度的，當紅綠燈之間的時間是過長，一旦超過了人所能忍守的限度，人就不介意違法。

還有一種考慮是當守法要付的代價超過了所可能帶來的利益，人違法的可能性也會增加。當人看到其他人都不依交通燈過馬路時，他也會跟著其他人同樣做，這是因他不想只有自己一人還留在路邊，讓人看成是另類。守交通燈能確保安全，也會產生由守法而帶來的滿足感，但讓人看為是另類是一種不好的感覺，是一種守法的代價。若人把這代價看得很大，卻把守法的利益看得很小，那麼為守法要付的代價是超過了守法所能帶來的利益，那不守法的可能性自然就會提升了。

中共必須繼續進行政治改革

 中共十八大標誌記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模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習近平接任總書記表明了共產黨在文革及八九之後，的確是明白到其政治體制必須要進行改革才能讓共產黨有機會繼續執政，也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政治體制改革，而這主要是見於共產黨的權力領導及移交模式。
一、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至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基本上共產黨的領導模式仍是以一個人為中心，當然鄧小平的領導風格，與毛澤東分別很大，再沒攪個人崇拜，但他的個人地位是遠超同期的其他的高級黨員。到了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個人色彩逐步淡薄，領導模式走向集體領導方式，最高領導人再不能一人說了就算，在領導層內他只是比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較為佔優一些，強人政治不再。也因為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再不是那麼絕對，那才令其他的方面的改革能有機會實現。

二、權力由胡錦濤和平轉移至習近平，也意味著共產黨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權力和平轉移的模式。由江澤民把權力移交給胡錦濤，現再由胡錦濤移交給習近平，那已完成了第二次的和平權力移交，足証一套權力有序及和平的權力轉移模式已是穩固下來。雖然黨內的不同派系，必然還是經過激烈的權力鬥爭去在新的領導班子內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分配，但起碼一切都能在幕後擺平，不會再出現你死我活的慘烈之爭。

三、上一代領導人在在生及相當健壯之時已願意把權力交出，由較年輕的一代可以有更多時間和更大空間去主政。現在已建立起的規範是每一代的領導人會主政十年，時間一到，他就得把權力交給下一代領導人。雖然仍健在的上一代領導人必然在黨內仍會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老人政治的影響力至少已大大減低了。

四、有機會接任的新一代領導人的人選亦會在上一代的領導班子中出任要職，好讓他們可以表現自己的能力以爭取黨內認同為接任的最佳人選，亦讓繼任人有更多歷練機會及建立威望，令他一旦接任時就能較快和較順利地掌握管治的實權。

            當然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至這階段，共產黨這種程度的政治改革已不足以應付未來所可能出現的挑戰。薄希來事件正好証明在共產黨內仍會有著一些人是希望走回以前的強人政治老路。而那種仰望政治強人出現以拯救萬民於水火中的政治文化，仍是普遍存於中國人心中，是強人政治在中國地土上再次出現的温床。一旦政治強人再現，過去的政治改革都有可能在一天廢去。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亦多次強調共產黨必須處理貪腐的嚴重問題。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中，他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但習近平所能提供的解決方案只是：「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既嚴於律己，又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決不允許以權謀私，決不允許搞特權。」

貪腐這種老、大、深的陋習，單靠共產黨人的個人道德操守是否就可以根治呢？現有黨國的防腐敗及打擊貪污的機制，明顯是不足，不然習近平也不用一上任就以反貪腐為其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務。

因此，共產黨要進行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再止於權力領導及移交模式，必須觸及權力制衡的模式。現有的黨內及國家權力的行使模式，不足以防止強人政治再現及解決貪腐叢生的問題，因沒有足夠的制衡，強人政治仍會是纏擾不去的夢魘，而貪腐也必會是永不能根治的蝕肉腐骨之絕症。

但那無可避免會觸及共產黨專政（不是執政）的政治地位。現在共產黨已到了關鍵的瓶頸位置，在未來十年，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就真會如習近平所說，有亡黨亡國之憂。走上「以法限權」及「以法達義」的法治之路，可以說是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所不能再迴避的路徑了。

了來狼

從前有一頭狼叫「了來狼」，牠本來叫「鳥來狼」，因他口舌便給，能把樹上的鳥兒都騙下來。但被騙下來的鳥兒很快就看清謊言，故都能在被吃掉前及時飛走，所以牠的名字變成「了來狼」。

這天「了來狼」來到一個村落，這村落是大名鼎鼎當年發生「狼來了」故事的那村落。當年一個牧童因在看羊時太沉悶，雖沒有狼卻大叫「狼來了」去捉弄那些聽到叫聲來幫助的村民。之後因他叫得「狼來了」太多，村民不再信他，故當有一次真的有狼來吃羊時，再沒有村民來幫助他，讓羊都給狼吃掉。而當年那頭來吃羊的狼正是「了來狼」。

「了來狼」走到當年吃羊的山頭，見不到羊卻見到很多低密度豪宅。一位穿著光鮮的男人正從其中一間花園大屋走出來。「了來狼」覺得他很面熟，很像當年那牧童。那人也認出「了來狼」，熱情地走前問候：「噢，『了來狼』先生，多年不見！你認得我嗎？我就是當年那牧童！我現在是這村的村長。非常歡迎你再次光臨本村。」

「了來狼」想不到當年的牧童竟當上村長，一臉驚異說：「失敬！失敬！想不到當年滿口謊言的牧童竟能當上村長。我們也可說是同行，您實在是謊言界的表表者 。您可否告訴我當所有人都不信你時，怎樣也還可當上村長？我實在要向你好好學習。」

村長不慌不忙說：「那也不是甚麼大學問，你只要不斷重覆你是『開誠布公』就可以。當年，你來把羊吃掉後，我對村民說，我之前叫『狼來了』其實是開誠布公的表現，只是預先把必會發生的事提前去警告他們，讓他們先作準備。只是因村民他們自己不夠堅持，最後當你真的來了時沒有來救羊。因此責任並不在我之前叫『狼來了』，而在於那些信念不堅定的人。村民因此都表示後悔，並認為我對村落貢獻弘大，故都支持由我來當村長。」

       「了來狼」聽到後，暗呼自己運氣實在不及村長，若樹上的鳥兒，換了是這村落的村民般，連這樣 「開誠布公」的說話也可騙得到，那牠也不用把名字改成「了來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