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用再感政治無力

前一陣子撰文提出「佔領中環」的建議後，收到一位年輕人的電郵。在電郵中，他說他和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很死心，每次到外地旅行回來，只有更不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在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他「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有另一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正在發夢，但他就好像在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中，讓自己的夢接上了我的夢，但那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了出來。

在我提出建議後，在香港社會實在地已引起了很大關注，無論是支持、反對或仍抱觀望態度的。不少人問我為何會這樣呢？我在寫那篇文章時，根本不能預見文章會產生這樣的社會後果，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能產生那麼大的關注，正是由於不少人都有著之前兩位年輕朋友的反應。

       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不少爭議，由二十三條、零七零八普選、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一二年特首選舉、反國教科等，不少香港人感到愈來愈強的政治無力感。票是投了，街也上了，但政治及社會局面仍是那麼鬱悶，那種政治無力感更是愈益沉重。當看到我的建議，即使那真的是有一些天馬行空，但卻又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有心人」，那讓眾人至少不再感到那麼政治無力，帶來了希望與轉機，因此大家都願意討論如何落實這建議，引爆出一場沒有人預見得到（包括我自己）和還未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潮。

       「佔帶中環」為何能產生賦權(empowerment)的作用呢？這就來自整個計劃的設計及社會運動的性質相配合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能量來自以下四個元素的相乘：一、人數；二、 代價；三、計劃；四、 陽光。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促使改變現有政策或制度。社會行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是要改變其他人的取態，從而迫使政府讓步。

       「人數」是最容易明白的，過去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就是以「人數」的量去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去迫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社運就不斷重覆用「人數」的量去生產政治能量，這也是為何每次大遊行後都就統計參與遊行的人數產生那麼大爭論。但各人在參與大遊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有限，即使能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但能否足夠使北京政府履行「真普選」的承諾，我是有疑問。對一個有足夠政治道德自省力的政府，或許可以，但對北京政府或梁振英政權，我卻沒有信心。「變相公投」的效用成疑也是相同道理。

       我提出「佔領中環」要參與者參訂誓約、堵路並要承擔罪責，就是在方程式上加大「代價」的值，當然人數也不可以少，故起碼要有一萬人應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推動政改的大山。但這還是不足夠，因「佔領中環」行動其實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社會心理戰。若只是有一萬人（甚或更多）在某一時刻衝出馬路佔據中環要道，所產生的能量只在行動的那一刻才釋放出來；但若人數不多、堅持度不夠、或使用了武力，都會削減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要使政治能量聚焦、放大、放射，那必須要有很細密的「計劃」才能做到，並不是一群人興之所至激情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少人認為我提出參與「佔領中環」的種種規矩是太過理想和天真，但我卻說它們是基於很實際的考慮，若沒有行動前細密的「計劃」，行動失敗的機會反會更大。或許這會在招聚一萬人上有困難，但若只求一萬人的「人數」而沒有好好的「計劃」，那反會自招失敗。

但若能有週密的「計劃」，政治能量和政治壓力得以聚焦、放大及放射，有可能不用真的走到中環的街頭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正式行動前的宣誓儀式、商討日、演習、如何處理即場參加的人及現場的紀律等，都是要透過細密的「計劃」去把總的政治能量在正式行動前已聚焦、放大及放射出來。「佔領中環」不是為了攪一場政治「演唱會」，要一定舉行才算成功。若能取得政治成果，要否真的要去佔領中環是並不重要。

「陽光」也即是透明度，它能令整個行動的認受性增加，把政治能量進一步放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防止已儲聚的政治能量被分化甚或瓦解的重要元素。一零年的政改，正是因沒有足夠的「陽光」，令泛民主派陷入了分裂。但若整個行動的計劃過程都在「陽光」之下，即使對手可事前已掌握行動的所有部署，只要「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能量夠大及能維持得到而不被分解，最終仍是會成功的。

我們手上已有了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你是否願意和敢去把

「佔領中環」行動的地點與行動

上星期我提出了「佔領中環」行動的首兩個問題：一、「佔領中環」行動的終極目標是甚麼？二、「佔領中環」行動的最好時機是那時？這星期再談另外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佔領行動是在那裏進行？為何是在中環？公民抗命的行動是由公民社會發起，其對手是政府，要達成公義的目標，並不能攻向對手最強之處，而是攻向對手的弱點。公民抗命的行動要能成功，其中一方面就是要令對手若不讓步就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若能找到對手的弱點，並以行動去針對這弱點，那就能令對手所要付出的代價增加，從而增加成功的機會。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是香港的命脈，而中環就是香港這金融中心的中心。選擇發動行動的地點是中環，也就是要攻向香港的最脆弱的地方，令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如不落實真普選的承諾，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外的考慮是中環並非住宅區，故在中環發動，那對一般人的生活的影響減至最少。而行動集中在中環而不是在香港不同地方發動，是希望能集中人力，令政府要驅散的難度增加，除非採用更大的武力。

第四個問題是具體的行動是甚麼？為何是「佔領」？佔領是指參與者走到中環地區的交通要道阻塞交通。以此為具體的行動同樣是因為要攻向對手的弱點，透過佔領行動去癱瘓香港的金融中心，令其運作受阻。其他的違法行為（如燒區旗）產生的政治壓力可能不夠大，因而產生不出足夠的政治能量。

公民抗命行動能得以成功另一原因是行動要讓社會的其他人看到及支持行動背後的公義目標。因此，具體行動應儘量減少對一般人的影響，避免行動的道德感召力被削弱。為了令行動對民生的影響減至最少，佔領行動並不是要完全把當區的車輛交通切斷，而只是令一部分地區不能有車輛進入，而在當區的居民若有急事（如病人要到醫院），仍可繞道離開。在發動前先知會所有人不要駕車前往該區也是要達此目的。

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

不少人聽到我建議要用公民抗命的行動佔領中環去爭取真普選，都會感到很㤞異，奇怪我會提出這麼激進的建議。但他們大都只是看到我建議激進的表面，因我真正想作的，或許是更加激進，不單是用行動去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以建立真正符合普選要求的民主憲政制度，更是要去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建立起能承托民主憲政制度的民主憲政文化。

從很實際的角度，要令「佔領中環」的行動成功，若單靠泛民主派各政黨的力量是不足夠的，必須結合所有在香港希望能實現真普選並願意付出代價的港人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至少一萬人）。再且，在上一回政改，泛民主派政黨之間，因爭取普選採取了不同的路線而出現分歧，導致泛民主派政黨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相互不信任，令泛民主派在接著爭取真普選的運動要共同合作變得極之困難。其實泛民主派即使合作也未必能成事，分裂就差不多注定會失敗。問題是怎樣才能化解泛民主派之間的恩恩怨怨。

那就只可以回到最基本的單位，不再是由各泛民主派政黨去商討爭普選的策略，而是由每一個希望香港能落實真普選的港人，以個人的名義簽下「佔領中環」的誓約，由他們自己個人對其他也簽了誓約的人負上政治道德的責任去實現普選。「佔領中環」這運動會採用直接民主的方式去決定簽訂誓約的一萬人所會接受的真普選方案是甚麼，及整個行動會採取的策略和步驟。

但「佔領中環」行動對香港現有的政治文化最大的衝擊，不是在於直接民主這一點，而是要求在行使我們的民主權利之前，必須加進商討(deliberation)的成份。唯有這樣才能突破現有香港政治的困局。

按我的建議，簽訂誓約書的人得承諾他們會參與一個「商討日」。商討日的概念是參考了兩位美國教授Bruce Ackerman 和 James Fiskin 的建議而設計的。（ 參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收集了一萬人的誓約書後，行動就會組織一天「商討日」。在這天之前，可以由學者或各政黨提出多個落實真普選的方案，並向所有參與者事先發放有關資料。到了商討日那天，一萬名參與者可分到多所學校集會，每個聚會點約有千多人。商討日的第一部份是全體會議，可透過視像把各個聚會點連繫起來，由各方案的倡儀者向所有人解說方案的要點及理據。在各聚會點的參與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直接向各倡議者提問，並由他們直接回應。

第二部份就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在各聚會點的參與者會被分配到一個大約是十多人的小組，由事先接受了培訓的組長帶領討論，按著各要點討論各方案的利弊。討論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在組長帶領下，各小組的參與者會嘗試去明白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他們的論據。

在完成了分組討論後，在資訊科技幫助下，所有參與者會就幾個方案進行即時的投票，而最後得票最多的方案就會成為這一萬人對真普選的立場，也是大家共同一起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要求。

按兩位美國教授的建議，整個「商討日」的過程，會透過電視直播讓所有沒有參與的港人也可以看得見整個商討過程。當然這一萬人經商討後投票得出來的方案，並不代表其他港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抉擇。但經過這樣的一個商討過程而得出的真普選方案，至少可給其他港人看到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理性及細密的思考而得出來的。

「商討日」所會帶來對香港政治文化的衝擊，不單會令泛民主派內部再次凝聚起來，得出在泛民主派內部具公信力的共識方案，突破因過去的紛爭而造成的嫌隙。它更可以向建制派及北京政府以至所有港人展示，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制度，不會帶來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而是一個可讓不同意見的人，在公平的制度和程序下，能相互包容不同意見的制度。香港的政治文化不會因引入普選而變得更暴戾，反而証明了港人是具備條件去實現真正能包容各方的的民主政治。

有讀者看到這裏，可能覺得我的建議不再激進，要一萬人坐下來商討一整天然後得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怎樣也不能說這是一個激進的行動。那些熱衷於用即興的行動去爭取民主的更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我的建議用商討的理性換掉了激進的激情，已再不激進了。若大家理解的激進是純即興行動式的激進，那麼我建議的激進就完全不是那樣，說我邀進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我的建議若是激進，那是透過詳細計劃，有清晰的單一目標，準備以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去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但我的建議真正「激進」的地方，應是要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好讓建立起的民主憲政制度能有相配應的民主憲政文化。這政治文化重塑的歷程就由泛民主派開始。

「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與時機

在我提出以公民抗命佔領中環要道爭取真普選後，不少人論及這建議覺得很激進，但也有人認為它還不夠激進，希望加快推行，甚至可使用武力。過去幾星期有機會與不同人談到「佔領中環」行動涉及的各樣問題，因著大家的共同思考，豐富了原先的想法，現把整個計劃各事項再作有系統討論，並提出一系列問題，望能進一步刺激各方（無論是支持、反對或未下決定者）去思考涉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佔領中環」行動的終極目標是甚麼？我必須很清楚說明此建議並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去攪港獨。我亦沒有意願用此行動去促使梁振英下台。這更不可說是革命，因「佔領中環」行動不是要去推翻現有的制度。「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是單一的，沒有其他相連的目標。這目標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決定中作出了讓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承諾。「普選」的理解應是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理解，而不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普選」。這包括了所有合資選民享有相同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參選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第二個問題是「佔領中環」行動的最好時機是那時？由於這行動策劃需時，也是「終極武器」，故不適宜過早動用。「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既是落實真普選，故時機必是與決定普選方案的時刻相關。梁振英到現在為止仍不肯確定政改諮詢的時間表，但按道理怎也不能拖得太久，最遲在一四年初就要公布諮詢文件。按過去經驗，文件可能只會有一大堆問題而未必會有具體方案。諮詢期可能會有三個月，整理意見後才會提出正式建議。那會是差不多一四年五、六月間。立法會可能會在暑假前對建議進行辯論和決議。若這建議符合真普選要求，那也無須「佔領中環」，但若是不符，那麼「佔領中環」最好的時機應是一四年七月初。

我們沒有敵人

據劉夢雄所說，梁振英視與泛民主派的關係為敵我矛盾。梁振英是否真有如此說過並不重要，即使他真有如此說過，那也可能只是他把不少人心裏面的真正想法講出來。這不單是說建制派或是親北京政府的人，有這種想法的泛民主派應也大不乏人。北京政府和建制派既是阻礙香港儘早落實真普選，那他們自然就是香港爭取民主的人的敵人。

對一些泛民主派來說，他們的敵人不單是建制派和北京政府，泛民主派內不贊成他們爭取普選的策略的也是他們的敵人。建制派和北京政府在走向普選的路上阻著他們，他們是敵人是理所當然，也早有心理準備；但那些本是同路人的，在自己希望突進爭取普選時，卻未有配合，甚至出其不意地拉了他們的後腿，感到的敵意或許更甚。

但在香港爭取普選的路上，我們實在不應該有敵人。即使北京政府和建制派不同意香港要實行真普選，他們也只是泛民主派的對手而非敵人。就如在一盤棋中的對弈雙方，或是在足球賽中的兩隊，兩面都希望取勝，但一方視另一方只是對手，並非要你死我活的敵人。我們可以想盡方法去爭取落實真普選，但目標卻不是要消減對方。這在政府管治上更是如此，社會內的不同群體或階層若沒有了另外的群體或階層，即使他們之間在社會政策上有不同意見並常有爭競，他們自己的存在也可能會受威脅。每一個群體或階層都與其他群體或階層有著共存共活的關係。不同群體或階層的存在更是對大家有著互利的關係，所以推動普動不可能是要消減對手。

用另一個比喻，合約爭議的雙方也不必然是敵人，因透過調解，不是沒有可能找出雙贏的方案的。泛民主派要讓北京政府和建制派看清，我們並沒有任何意圖要挑戰北京政府的主權地位，也絕沒有意圖要攪港獨，亦並非要把建制派趕盡殺絕，而只是希望與他們在一個公平的平台上作良性及建設性的競爭。也要讓他們看到在香港實行真普選至少比不實行真普選，他們所將要付出的政治代價會是較低，更會對他們及全香港都是較有利的。那麼雙方的敵意或可消除。

對於同屬一方的伙伴，他們更加不應該是敵人。雖然大家爭取普選是採取了不同的路線，但目標應是一致的。從歷史看，這種視同路人為敵人的，實在出現過太多次了。遠一點的有李唐的玄武門之變，近一點的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鬥爭。可以看到，只要大家不是為了權力鬥爭，若只是路線上的分歧，實在沒有理由去把隊友也看為敵人。

就以一隊足球隊為例，負責左翼進攻的球員與中路進攻的球員，雖是不同路線，但若沒有左翼進攻的球員把對方的防守球員拉開，中路的球員也沒有那麼空位從中路突進。左翼的球員把球帶到底線傳中，那還得要由中路衝上的球員接應才有可能攻門。單有左翼的球員沿左邊進攻，或只有中路的球員強行在中路突破，球隊的勝算都不會高，更不要談同隊負責防守的球員所要作出的配合了。即使左翼的球員未能成功引開守衛令中路的進攻受阻，難道中路的球員可以說左翼的球員是敵隊旳人嗎？若中路的球員未能成功接應左翼球員的傳中球，難道左翼的球員山可以指是中路的球員敵隊的人嗎？只有全隊人合作才有機會取勝，這是簡單不過的道理。煮豆燃萁和眾箭難拆的故事是連小學生也懂得的道理。

因此，泛民主派在爭取落實真普選的路上，我們必須認清所有人的身分，我們只有對手和隊友，卻沒有敵人。但有人必會立即說，我這樣的說法又是那麼天真和理想化，你不把別人看為敵人，但別人卻視你為敵人，那麼在出現爭議衝突時，只會輸得更慘，傷重更重。

       我或許真的是天真和理想化，不過我無論如何仍會天真和理想化地看人是有著美善的一面，雖然我不會天真和理想化到看不見人還有陰暗的一面。我還是對人裏面仍可以有美善作一場人性的博弈，看我們裏面是否還有著對其他人的一點兒信任，看其他人心裏面是否還有著一點兒同理心，能看到一個公平和公義的制度對維護每一個人的尊嚴的重要性。這也是人生中的一場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