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陳日君主教正式被教宗擢升為樞機,得面見教宗並向教宗引見李柱銘。教宗且寄語他們繼續爭取民主。但這又引來一番政教合一的批評。筆者已撰文指出政教合一只能是指宗教團體扮演了政府的角色去管治社會;若只是由宗教團體的領袖提出一些政見或政治期望,那並不可以說是政教合一。
宗教和政治從來就是關係密切且複雜的。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不少的政權或多或少都是帶有一點宗教色彩的,包括了中國的皇朝天子;很少政權能脫離宗教的影響的。因此問題並不是宗教是否應與政治有關係,實際上這關係早已存在。問題應是在現代多元的民主社會中,宗教和政治應有甚麼的關係。
在現代多元的民主社會,人們都享有宗教自由,所有宗教團體並不享有甚麼特權,都是屬公民社會的一部份,與社會中的所有其他團體享有同樣的同位。宗教團體及其成員有權利且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也即是參與政治的討論。若宗教團體的領袖或成員發表一些政治見解就被扣上甚麼政教合一、宗教干政的帽子,那無異是對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歧視。
提出所謂政教分離的人其實是對宗教信仰的認識非常膚淺,認為宗教只是關乎一些禮儀性的宗教活動;或是一些個人追求宗教經驗的行為或思想;或是一些為了開拓其宗教信眾群體的佈道活動。當然對某些宗教或是對某些宗教人士來說,宗教的全部的確就只是這些活動或行為。但宗教不是單一的,實際上不少宗教是鼓勵信徒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而這是包括在他們的宗教信念和行為的。
宗教團體、其成員和宗教領袖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宗教團體在議政時,因本著宗教信仰的超越性,不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能在社會中形成強大的道德力量,即使非信徒亦會受其道德的感召而支持其政治期望,因而對執政者或既得利益者構成很大的壓力。
第二、宗教團體成員提出的政治期望很多是直接源自其宗教信念,或是由其宗教信念啟發而引伸出來的。這些政治期望往往都是較原則性,超越實利的政治考慮,故不容易作出妥協。且這些政治期望因都已進入了信徒信念的層面,而不只是一些策略的考慮,故要他們改變是極之因難的。這一種高度的委身,對社會各層面都會產生很大的脅迫力。
第三、不少宗教團體都有緊密的組織架構,宗教團體的領袖未必可以完全左右其宗教團體的成員的思想和行為,但部份宗教領袖對成員有很大的感召力也是有的。有些宗教領袖的感召力更超其本身的宗教團體,而甚至能影響其他宗教的人士和非宗教的人士。
三者加起來就令某些宗教領袖在社會上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的一言一行就可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南非聖公會主教杜圖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超乎國界。陳日君樞機的言行引起那麼大的關注可能就是有人擔心他擁有越益強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對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產生過大的政治壓力。
但這種政治力量並不是宗教領袖所獨有,也不是任何一位宗教領袖所能擁有的。一位宗教領袖能擁有這種影響力,一方面是基於某些宗教及其信念本身的特性,也是因著宗教領袖個人的特質,加上特定的社會環境因素,配合起來才能出現的。非宗教人士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也可以有同樣甚至更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因此問題實際上並不是政教合一或宗教干政的問題,而是執政者和既得利益者如何面對由宗教領袖的道德感召力所帶動的社會改革力量。
從這一點,我們當然可以對一位宗教領袖是否適當地使用他的政治影響力提出意見和批評,但那並不是宗教干政的問題,而是與評價任何一位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政治領袖一樣而己。
香港過去可並沒有這一種擁有強大道德感召力量的宗教領袖,但陳日君主教的出現和他得擢升為樞機就在香港的政治生態注入了這新的原素和力量,使各方政治勢力不得不對陳日君樞機重新評估或施行利用、封殺、懷柔等等策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或可更明白為何香港會突然吹起了這陣宗教與政治的熱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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