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憲治

（一） 甚麼是憲治？

與憲法相關的政治理論就是憲治 (constitutionalism)。[2]但如所有的政治觀念一樣，它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解釋，它的意思是甚麼就很視乎演譯者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觀點。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憲治的詮釋就很不同。若很簡單去說甚麼是憲治，我們可以說以憲法為基礎來管治社會就已經是憲治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有一部憲法，若以這麼簡單的說法來解釋憲治，那麼所有的國家都是實行憲治了。對憲治不同的詮釋卻是在這簡單的解釋之上再加上不同的要求。這些要求主要是關乎所論及憲法的立憲根本目的和其內容。
究竟一個憲制是否真的實行憲治，就要視乎這些額外的要求是否得到滿足。當然不同的政治思想為憲治所加上的要求也會不同，因而對某一憲法的評核也會有很不同的結論。若以自由主義對憲治的觀點去評核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很難說是實行憲治。
以下我們將探討幾個不同的政治思想對憲治的理解，其中包括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3]其目的是要顯出大部份擁有憲法的國家，因著其不同的政治思想影響，如何看待自己的憲法，及憲法在其制度內的功能和地位。


（二） 自由主義對憲治的詮釋[4]

要知道自由主義如何理解憲治，我們就得先明白甚麼是自由主義。[5]簡單來說，自由主義所看重的是個人的權益而非集體的利益，設立社會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容讓每一個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其個人潛質。因此保障個人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根本主題。這裏所說到的個人自由也非是絕對的，若一個人以他自己的自由去侵犯另一個人的自由時，他的自由是可以被限制的。[6]
也是這一個原因使自由主義者相信要充份保障個人的自由，社會是需要有一個政府去保護每一個個人，以防止個人濫用其自由去傷害其他個人的權益。但由於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自由，所以政府的權力必須是源自於人民，並且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設立。但政府一旦擁有了權力，那就存在了權力被政府濫用來侵犯個人自由的潛在危機。因此自由主義接受了政府在保障個人自由的積極一面之後，也必須考慮如何防止政府使用權力反過來威脅個人自由。傳統的自由主義與憲治的關係就是建立在這基本的理念之上。從傳統的自由主義角度去看，憲治就是以憲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個人自由。[7]
但現代自由主義卻認為單單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使其不能壓制人的自由是不足夠的。因為這只會使人們陷於一個弱肉強食的人類世界中，人的自由仍是得不到充份的保護的。由於經濟資源分配並不平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中，經濟能力上弱小的就會很容易被強大的所剝削。基於貧窮或缺乏知識，很多人根本上是不可以享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個人的潛能。沒有政府的積極介入，社會是難以達到讓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和體現其個人價值的。
因此政府不單要提供負面的自由使人們可以自由地去做他們所想做的事，政府還要提供正面的自由使人們能享有一個自由的空間，使他們脫離社會上一些壓制他們實踐和真正體現個人自由的環境因素如飢餓、貧窮、無知和疾病等。政府不能只是被制約，政府還須負起積極的社會責任，改善社會內的經濟環境，為人們提供基本的福利如教育、基本的生活水平、工作、合理的居住環境等。
傳統的自由主義與現代的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範疇也有不同的看法。怎樣才如能真正體現個人自由呢？政府的在保障個人自由的角式是怎樣呢？。傳統的自由主義與現代的自由主給與了不同的答案。但對二者來說，一切仍是以個人為本的。所以即使是現代自由主義者仍會認為政府權力必須在一定的規限下，才可以給予進一步的權力去覆行其社會責任，促使個人權利能得到全面的保障。[8]
但憲法如何能限制政府的權力和憲法要有甚麼內容才能足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以達到保障個人自由的目的，就是我們在以下將詳細討論的內容。

1.憲治與法治
憲法是一份法律文件，且是法上之法，因此以憲法為基礎的憲治觀念，甚本上已經包含了法治的一切意義。[9]法治的一項要旨是政府的一切權力都必須是源自法律，所以政府的權力都是源自憲法這一份最高的法律。所有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民間機構和所有個人都同樣是受法律規限而沒有例外的。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憲法並不能賦與任何人或機構特權豁免於憲法的管治。憲法和法律在社會內是擁有完全的凌駕性。另外，憲治既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憲法就要排除任何任意的權力。憲法在授與政府權力時也必須確保政府是依據一些明確的準則或規限來行使權力。要實踐憲治，法治是先決的條件。當然實質上憲法和法治是否能真正地實踐出來，就仍要視乎掌握權力的政府是否願意尊重法律和憲法，受其管轄。[10]
但憲法有異於一般的法律，它並不一定是透過現有的法定程序而制定。憲法作為其他法律的源頭，我們很難再去找另一條比它更高地位的法律來作為其法定地位的基礎。若一部憲法是根據在其之前的憲法所訂的程序修訂而成，問題當然不會很大，因我們仍可以找到一個法律源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八二年所制定的新憲法就是根據在其之前的一九七八年憲法制定的。
但憲法很多時候都是在舊政權被推翻或結朿之後才制訂。舊政權的憲法也會隨舊政權的終結而失去法律效力，不能為新的憲法提供立法的基礎。那麼從很嚴格的法治要求去看，作為其他法律之源頭的憲法，自己反不能符合法治本身的要求。這正反影出憲法的政治本質。其他法律的法律效力是源自比它更高的法律，但憲法既已是最高的法律，就再沒有更高的法律去賦與它法律效力。其法律效力之源頭就必須建基於一些政治的決定或行為如全民投票之上。透過人民普遍的接納和認可，憲法就得著了其具凌駕性的法律地位。憲法並由此具有了設立立法機關的權力。若立法機構的立法權力也是自於憲法，那麼由立法機關所制定的其他法律也必然受憲法所規限。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必須透過法律來限制政府的權力呢?要實踐憲治，憲法是否必須呢？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在沒有法治的情況下實踐憲治，而只是說沒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是否也可以實踐憲治。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她的國會是擁有絕對的權力去制定任何法律而不受規限的，因為英國並沒有一份成文的憲法。嚴格來說，這違反了自由主義憲治對有限的政府的要求。但沒有多少人會反對英國是其中一個實踐自由主義憲治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我們可怎樣解釋呢？
英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雖然她並沒有一份成文的憲法，但她卻有一個非常強的憲治傳統。英國之所以沒有一份成文憲法和她的國會能擁有絕對的主權，這都有其歷史因素和其本身法制發展的獨特情況。實際上，她的國會以至於政府並非擁有絕對的權力。其限制並非來自一份成文憲法，郤是來自歷史久遠、複雜而詳盡的憲法性慣例。[11]所以在英國，憲治並非透過憲法來實踐，而是以法律以外的憲法慣例來達到。
若我們在決定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施行憲治時，所看重的是其結果而非過程，那麼只要最終政府的權力是受到限制，我們仍可說那是一個憲治的國家。那麼英國仍可符合憲治的要求。但英國差不多可以說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在沒有成文憲法的情況下仍能實踐憲治的例子。[12]沒有如英國那樣長的政治傳統，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憲法的國家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權力，真正地施行憲治。因此從自由主義對憲治的要求去看，一個國家最好能有一份成文憲法，清楚介定和規限政府的權力，並確保任何超越憲法所賦與權力的行為和決定都是無效的。
另一點涉及法治的討論是關乎憲法的修改。很多憲法都可以由立法機關來修改。若立法機關以簡單的大多數就能修改憲法，[13]有人認為這樣憲法並不能足以限制立法機關權力，因為立法機關可以隨時修改憲法，避過憲法的規限，有違憲治的原則。但若這修改的權力是源自憲法本身，雖然立法機關可以隨時修改憲法以擴展其權力，但這是憲法本身所容許的，我們仍可說是合符憲治的。但憲治也可有程度上的分別，若憲法的修改是需要立法機關大多數的通過或甚至是要透過一個特別的機制如全民投票才能修改，憲法所能給與憲治的支持將更大，憲治的基礎將更為穩固。
若憲法和法治是憲治的基礎，我們又如何能確保憲法上所定出對政府的限制能得到尊重和執行呢?因此，要實踐憲治以使政府的權力被有效地限制，在憲制上我們也需要其他特別的安排。

2.憲治與權力分立
第一項憲制上的安排就是分權。自由主義看重個人的自由而不信任任何會威脅個人自由的權力。即使權力是由人民賦與政府的，在授與權力予政府時，其分配仍是基於權力有可能被濫用的這一個假設之上。[14]因此在自由主義憲治之下，政府的權力根據其功能被分割為不同的範疇，政府架構也被分拆成不同的單位。各種類的政府權力被分配至不同的政府單位，由不同的官員行使。
這就是權力分立的原則。一般來設，政府權力會被劃分為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政府架構也依此而分為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其實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只是很籠統的劃分方法，其所包含的實質政府權力究竟是甚麼其實並不明確。不同的憲法會對這幾個權力範疇有不同的界定，而因此各政府架構所享有的權力也會是不同的。不單在權力分佈上會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憲法對政府單位在架構上的設計也很不同。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組成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設計。我們甚至在上述的三種政府架構之外有其他的政府架構。
但我們仍可在眾多自由主義憲法中找到一些共通的原則。第一、無論權力怎樣劃分或各政府架構如何設計，權力必不會過份集中於某一架構，各架構相互之間的權力是較為平均的。這使各架構之間不會出現任何一個架構會壟斷政府權力的情況。若任何一個政府架構尤其是影響力最大的行政部門，擁有相對上過大的權力，憲治將受到很大的威脅。權力分佈不均使權力即使是分立了也未必能限制得到權力過大的政府架構。
第二、各政府架構並非獨立地運作，而是相互制衡，互相監察。每一個政府架構都有其主要的功能如立法機關的主要功能就是制定法律，但這卻不是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行使此權力。要實踐憲治，權不單要分，它更要被制約。所以各政府架構除行使其本身主要的權力之外，它還要行使次要的權力以制約另一政府架構。如在某一些憲法，行政機關的最高長官就有權力在特定的程序下否決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機關，但立法機關可以彈劾行政機關的官員。當然在不同的憲法，各個政府架構之間相互的制衡及監察關係也會是不一樣。
第三、各憲法都設置了監察憲法實施的機制，以確保各政府架構遵從憲法的規定。這監察機制必須對憲法作出最終的解釋並有權力執行憲法的規定。所有的政府架構都得遵從這監察機制所作出的決定。因要扮演如此重要的角式，這特別的機制通常會較於其他旳政府架構更為獨立，以使它能公正地和不受干預地執行憲法。
就其本質而言，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是掌管了最重要的政府權力，直接執行管治的權力。行政機關主要的功能是執行法律。行政機關在執行法律時必要先解釋憲法或有關的法律以確定其權力範疇。當然若行政機關作出了某些行為和決定，它必定是認為自己是合符憲法所定的規限。同樣，立法機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法律，在制定法律時它必會先自行解釋憲法所授與的權力範疇。立法機關很難會說由其所制的法律是違反憲法的。兩者都擁有直接的管治權力，因此它們都並非適合的政府架構去扮演此監察功能。
因此很多的憲法都把這功能交與法院。法院相對上較少直椄參與直接的管治，而只是當出現爭議和訴訟時才需要行使其權力去解釋法律並作出裁決。這使法院能較獨立或抽離地解釋憲法，以確定各政府架構是否超越了憲法所授與的權力範疇。司法獨立成為憲治的一個重要基石。
此外，權力分立的原則不單適用於橫向的政府架構，在縱向的政府架構之間也發揮相同作用以使政府的權力不會過於集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權方式，也會影響憲治的實踐。

3. 憲治與民主[15]
另一個限制政府權力的憲制安排就是以普及、定期和公平的選舉方式來選任政治領袖。這就是民主的制度。簡單來說，在民主的制度之下，所有成年的公民並不分性別、膚色、宗教或社會背景，都有同等的權利參與政府事務。
現代的民主制度除了在少數的情況下才會由公民直接決定一些政府事務[16]，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都是由公民透過選舉的方式找出他們的代言人，代表他們決策政府事務。選舉須定期舉行，這樣公民若不滿意其代表的表現或他不能充份反影他的意見，可在新的選舉中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來代表自己。在選舉中，每一公民所有權投的每一票都應帶有同等的票值，以確保每一公民的權利都是一樣，以符合公平的原則。
採用此民主制度的憲制在大部份情況下都會是多黨制的。由於任何人也可參選，而所有公民作為選民在投票時也不會受到限制，故持不同意見的人自然會支持不同的代言人。這些都會鼓勵多黨制的出現。多黨制容許反對黨在制度內向執政黨提出批評甚至挑戰執政黨的執政地位。這都會給政府的權力做成很大的限制。
既然每一個人都是平等但我們又很難期望所有人的意見都會是一樣，所以民主的制度在很多情況下都採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作決定。但若單以此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決定一切，那就會出現大多數人暴政的危機，少數人的基本權益被大多數人所剝奪。這正可帶出憲治與民主的關係。
民主不等同於憲治。有了民主的制度並不代表政府的權力就已被限制，在歷史上我們實在見到很多專制獨裁的政府是透過民主的選舉而掌握政權。若民主制度的精神是希望每一個公民的意願和權益都能得到充份的保障，那就更需要一個憲治的制度來制約政府，以避免政府透過選舉和假借大多數人的名義而取得不受限制的權力。
但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作為基礎，我們又很難見到真正的憲治。由於政府是由公民透過定期的選舉平等地選出，政府在行使權力時必須考慮公民的反應，因若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它就可能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失利。這對政府構成很大的制約力，使政府不敢任意使用其權力。可能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一個並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仍可以透過自我約制而在某程度上施行憲治，但這完全依靠執政者的意願，憲治的基礎非常薄弱。政府可以隨時改變其統治策略而使用其權力來壓制人民。
所以，民主與憲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民主的制度依靠憲治以確保政府的權力仍在一界限之內，避免大多數人濫權，使民主的精神得到真正的尊重。同時憲治也依靠民主的制度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使憲治建立在一個更穩健的基礎上。

4. 憲治與人權
限制政府的權力只是憲治的手段。憲治的最終目的是要保障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是屬於少數還是大多數。由於對人民的自由威脅最大的就是政府本身，所以要實行憲治就要以各種方式來限制政府的權力。這也是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
如上所述，現代自由主義卻認為政府還需負起積極的社會責任，容讓每一個人都等擁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和實踐他們的自由，不會因飢餓、貧窮、無知和疾病等社會因素而受到壓制。傳統自由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雖對怎樣才能實踐個人自由的保障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們對憲治的目的卻沒有不同。憲治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利。
用現代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權。人權是人類與生俱來和平等擁有的的一些基本權利。人權這觀念其實是建基在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上。這包括了：生存、自由、多元、平等、公義、尊重和容忍等。人權的範疇相當廣泛，包括了一些傳統的負面自由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入境自由等公民及政府權利。但一些正面的自由如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也是屬人權的範疇之內。
很多實行憲治的國家都在其憲法內加有特別的條文來保証每一個公民的各項基本人權。這些人們所享有的憲法權利並不是由某些人或政府賦與的。這也不是由憲法所賦與的。若人權是與生俱來的，那麼即使憲法沒有提到，人們仍是享有這些權利的。憲法的條文只是為這些權利作出積極的保証並提供執行的機制。這包括了設立獨立於政府的機制如法院來執行這些憲法上的權利。政府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或決定都會被定為無效，政府並得向被侵犯者提供補償。而民主的制度一方面能規限政府的權力，本身更可說是一項人權。[17]
人們能享有這些權利也是沒有先設條件的。他們並不需要盡了一些責任或義務，才能享有這些權利。在人權的觀念之下，雖然行使人權並不建基於義務之上，但每一個人仍有責任去尊重別人的權利。權利與責任可以說是一個銀幣的兩面，並沒有一面是優於另一面，而兩者是共存的。人權也並非是絕對，人權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不過政府限制人權的權力也是受到限制的。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如因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社會道德、社會衛生和其他人的權利，政府才可以法律的方式並在必須的情況下來限制人民的人權。


總的來說，自由主義所看重的是每一個人的個人權益。所以受其影響的憲制也是以此為最終目標。承繼著傳統自由主義對權力和政府的不信任，自由主義憲治以各樣方式如法治、分權和民主來限制政府的權力。這些限制方式都有其本身的意義，但仍只是達到保障個人自由的手段而已。現代自由主義雖不再如傳統自由主義那麼負面地看政府，但政府仍是要在一定的規限下才會被賦與權力去積極保障個人的權利。因此對政府權力作出一定程度的規限以達到保障個人自由這憲治的目的，是自由主義者所共通的。


（三） 社會主義對憲治的詮釋

由於自由主義看重個人的自由，所以每一個個人也應可以自由地運用和憑著他的才能和努力，盡取所能夠得到的回報。這樣，有才能的人和努力的人就可以得著成就和財富。沒有才能的人和懶惰的人就要承受失敗和貧窮。根據此自由市場的精神，這一種財富的分配方法是被視為一種公平的制度。遵行自由主義的政府既重視個人自由，所以也就不應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這種經濟和社會運作模式，很自然地帶動了源於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因此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必然副產品[18]。
但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歐洲，這種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郤容讓資本家自由地決定工人的工資和工作狀況，導致工人被嚴重地剝削。早期的社會主義正是回應一般工人在十九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所面對的種種苦況。
雖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都重視平等，但它們所說的平等卻並不一樣。自由主義看重個人的自由而每一個人所能享有的自由大體上都是一樣的。每一個人都有權行使他的自由，機會也是一樣的。但由於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才能，在行使他們的自由時，每一個人所能得到的經濟回報郤會因此而不同。自由主義所說的平等是每一個人可有平等的機會去行使個人的自由。自由主義並不要求每一個人在經濟資源上是平等的。
但社會主義郤把人與人之間在經濟資源上的不平等歸詬於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他們接受人天生的才能會有不同，也接受各人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可以不同，但由於社會制度上的不公，這使人的潛質也不能得到充份的發揮，使人得不到他應得的回報。那麼即使每一個人能擁有平等的機會去行使他們的自由，結果還是不平等的。而實際上若社會制度是不平等的，人們就根本不會有平等的機會去行使他的自由。所以他們認為社會制度必須容許每一個人都可充份發展及發揮其個人的潛質，並且容讓社會資源可更平均地重新再分配，這樣真正的平等才能達到[19]。
自由主義因較看重個人的自由，所以不太重視個人在行使他的自由時會否對社會整體做成不良的影響。只要個人在行使他的自由時，不會威脅到其他個人行使他們的自由的機會，個人怎樣去行使他的自由是不會被政府干預的。但社會主義則更看重群體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主義者相信個人並非是完全獨立的個體而是共同生活在一個社群的眾多個體之一。所以社會主義不能接受因一個個人在市場上隨意運用他的自由，而導致其他人被剝削而得不到合理回報的情況。
而自由主義因以個人外在的自由為本，所以並沒有用太多篇幅去論及人的本性，因此也不太重視社群會如何影響個人的本性。但與自由主義不同，社會主義卻是因看到人的本性被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扭曲，而引發出對人類美善的追求。社會主義者並且認為人性的表現是取決於社群的狀況的，所以他們認為只有改變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才能使人性的真正美善本質表現出來，一個理想的社會才能出現。
但對這些問題看法上的不同，郤不必然會做成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憲治存有互不相容的看法。其實在十九世紀以後，如上所述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在某程度上是接納了社會主義對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在社會平等上，現代的自由主義者也有所修正，更看重了如何改變社會的制度來容讓每一個人的潛質都可得到充份的發展和發揮。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某程度上是有所改善，使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相對上減少了。因此社會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在這一方面的分歧可說是在逐步縮窄中[20]。
而我們在社會主義以後的發展中，也看到在很多國家，社會制度的改革並不是透過革命而是透過民主選舉和代議的政治制度，並在自由主義憲治的界限內來達到的。所以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並不必然是互相排斥的。這一種與自由主義憲治相容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雖然兩者並不相互排斥，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憲治上的看法仍是有不同的。自由主義憲治的一切出發點仍是保障個人的自由，是以個人為根本。但社會主義憲治那以群體利益為根本的意念，使它與自由主義憲治之間在厘定政府的角式時仍是有不同的處理。
自由主義憲治仍保留了傳統自由主義對政府及政府權力較負面的看法。憲治的最終目的是要保護個人的自由，這是以限制政府的權力為手段來達到。這是因為自由主義者仍看政府為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但社會主義憲治郤看只有透過改變現存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讓所有人無論其擁有的資產是多少都能分享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那樣真正的公平才能達到。所以他們不會只是消極地要求政府不去濫用權力來損害個人的自由，他們要求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式來促使社會制度的改變，以達到真正的公平。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憲治認為在一定的程度限制之下，是應給與政府更大的權力來達到社會的公平，而不是一味的限制政府的權力。
因社會民主主義憲治仍接受憲法的完全凌駕性，以確保政府的權力是局限於一定範疇之內這基本原則，所以兩者雖對政府角式有不同的理解，但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對憲治上的要求雖不共同但可共存。


（四） 共產主義對憲治的詮釋

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分支。若說社會民主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憲治相容的話，那麼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憲治就是水火不容的了。在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上，如對社會平等的渴求，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仍是一致的，但在另一些關鍵問題上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郤存有很大的分歧，這使它們雖都同源自社會主義，郤對憲治持有那麼不同的看法。
首先、二者對怎樣才算是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持有不同的看法。[21]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所有資產都由人們所共有的理想世界。在這理想世界中，連政府也會自行消亡。[22]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思的唯物歷史主義觀點，人類社會與物質世界是存在著一種辯証的關係，而人類社會是根據此一歷史規律而發展。基於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包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人類社會是會經歷不同發展階段。社會內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不同配置而產生了不同的階級，而階級之間的茅盾和鬥爭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人類社會由奴隸社會發展成封建社會，再由封建社會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資本主義社會也會發展成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根據此歷史規律必然會被共產主義革命推翻，而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
雖然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社會上的資源需重新再分配以達到更公平的境況，但它郤不認為最終的理想世界是要把資產完全由人們所共有的。他們也不認為階級之間的茅盾必然要是如此你死我活的。所以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共產主義是要推翻它，社會民主主義郤只是要改變它。
基於他們對怎樣才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持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然地它們對用甚麼方法去實踐這理想世界也會有所不同。如上所述，社會民主主義是透過在選舉中嬴取議席，在議會中取得控制權而進行社會改革來達到的。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憲治是可以共存的，因兩者都接受原有憲法的規限和政府權力是有限的這基本原則。但共產主義郤與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不同，它認為政府是有階級性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府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改革是不足以改變政府的本質的。法律同樣也是有階級性的，法律也只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功具。只有透過革命把舊有的資本主義政府及憲法推翻，理想的世界才得以實現。
馬克思自己本身並沒有詳細論及如何進行這一革命和在革命後如何實踐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理想。他只是說在革命之後將會有一段時間由工人階級專政，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建立之後，政府就會消亡。到了那階段，若連政府也消亡了，那當然也沒有需要有法律和憲法了，更談不上甚麼憲治。我們且不談達到了理想世界的時候會如何，但在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之後至達至理想世界之間所建立的國家體制，郤與我們現在關於憲治的討論直接有關。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的實踐者列寧提供了更詳細的看法。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需要是由一個專業的革命黨來帶領，領導著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政權，並且作他們利益的捍衛者。這一個專業的革命黨組織是由一群具知識和委身的革命家所組成。而這政黨的組識是非常嚴密並且權力集中。在革命成功後，這革命黨將繼續扮演工人階級利益的捍衛者這角式，領導及代表工人階級進行專政，以防止其他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復辟。一切其他的政黨都會因此被取替，而此革命黨將成為執政黨和唯一的政黨。一切政府的權力都應源自此革命黨。
若馬克思是共產主義的構思者，列寧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實踐者，那麼史太林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史太林把革命黨和政府的權力變得更為集中。為了建設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且為了保持社會的內部穩定和對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干預，整個社會結構變得更為集中化，而政府的結構和權力也因此變得更為龐大。這把共產主與極權主義[23]接連了起來。這與共產主義的原先構思者馬克思的想法，在建立起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時，政府將會逐步消亡的估計是背道而馳的。
由於這一些的分別，雖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能與自由主義憲治共存，但共產主義思想郤難與自由主義憲治共存。很有趣的是共產主義不能與自由主義憲治共存郤可以是基於兩個完全相反的理由。第一、自由主義雖對政府存有戒心，但仍認為需要政府去扮演管治的功能。也是因此而需要用憲法來規限政府的權力。但馬克思認為當達到了共產主義理想世界時，政府將要消亡而根本不需要政府和憲法。若自由主義憲治是要一個有限的政府，馬克思就根本不需要政府。
但第二個原因郤與第一點完全相反。為了使政府消亡，共產主義在列寧和史太林的倡導下郤要建立一個全權的政府。在現實的世界中，我們見不到共產主義國家在建設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過程中，全權的政府有任何跡象會減少自己的權力。自由主義所著眼的是政府的有限，但共產主義郤看重政府的全權。第一點的分別可以說是仍流於空想的階段，因還未有任何社會能達到馬克思的理想境地而出現了政府消亡的景象。但第二點的分別郤可以在現實世界中輕易找到。以下我們將詳細探討自由主義和這一方面的共產主義在憲治上幾個重要的分別地方，從而帶出共產主義對憲治的詮釋。

1. 憲治、法治與黨治
在共產主義的國家，它們的憲法都可以說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是整個法制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憲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源頭，而所有其他的法律也不能違反憲法。理論上所有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民間機構及個人都受憲法所規限。憲法不單具有法律的功能，它還有其政治上的功能。憲法亦是國家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的藍圖計劃。在共產主義的國家，我們知道其革命黨是負有帶領整個國家走向理想世界的使命，所以這載於憲治中的社會及經濟發展藍圖計劃也很自然地是由革命黨所擬定的。這計劃會因為社會進入了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會有所不同，所以憲法也會在革命黨的主導下在一段時期後而需要作出修改。[24]
但憲法只是革命黨實踐其使命的其中一個途徑，這正符合共產主義認為法律（包括了憲法）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的說法。[25]因此革命黨身為憲法及其所包含的社會及經濟發展藍圖計劃的擬定者，革命黨本身是不受憲法所規限的[26]。功具的使用者當然不會受制於其所使用的功具。因此在共產主義之下，憲法雖是根本之法但它郤不是凌駕於一切的。在共產主義的國家中，真正能凌駕於一切的就只有革命黨正身。我們只能說法律擁有有限度的凌駕性。
這正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在法治和憲治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正因兩者對法律的本質及執政黨的角式都有不同的假設和理解，故造成了兩者對憲治的不同結論。
自由主義憲治是以法律去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個人的自由。法律雖是一項手段，但法律在自由主義憲治之下是擁有完全的凌駕性的。所有機構包括了執政黨和所有人包括了政治領袖，都是受其規限的。這使法治成為了一個目標，內含實質的意義和價值。自由主義憲治包含著法治的特質，故憲法被賦與崇高的地位[27]，成為在國家內所有行為標準的源頭，而不只是眾多政治統治工具之一。憲法作為法律的一部份，與其他法律是一樣，它的凌駕性也是完全的。
但在共產主義憲治之下，法律郤是幫助革命黨建立起一個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眾多統治工具之一。法律因此只是一項手段。雖然憲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崇高性，但無論怎樣，它仍是在革命黨的領導之下。它所能擁有的凌駕性只是有限的。作為整個社會的帶領者，革命黨自己是豁免於法律（包括了憲法）的管轄。這一點也是共產主義憲治與社會民主主憲治的最重大分別之一。
換句話說，憲治在共產主義之下並不存有如在自由主義國家制度中所出現的法治概念。法律以致於憲法都只是一項統治功具而不會擁有完全的凌駕性，革命黨才真正擁有完全凌駕的地位。若自由主義憲治是說用法治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來保障個人的自由，那共產主義憲治則是用黨治來建立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達到真正的社會平等。

2. 憲治與集中政府權力
基於同一原因，在共產主義國家，革命黨是擁有完全的權力去建立起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既然憲治的目的根本不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所以很自然地也不會如自由主義國家般需要以劃分政府的權力，設立互相監察的制度來限制政府的權力。若自由主義憲治說要權力分立和制約，那麼共產主義則是要權力集中。[28]共產主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由主義的權力分立模式只是被用來掩飾資產階級政府剝削廣大群眾的本質。
雖然政府機構仍會根據功能而被劃分為不同的機構如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一切政府權力都會是集中於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其他政府機構都得向此組織負責。理論上這人民代表大會是由人民選出，代表人民行使權力。故此在政府機構中它的地位是最高的，且通常它亦會是國家的立法機構。
行政部門的官員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並向它負責。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並不存在相互制約的關係。司法部門的法官也同樣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並向它負責。雖然憲法也會規定法院得獨立於其他政府機構來進行栽決，但實際上法院並不會如自由主義國家的法院般擁有一樣的獨立性。在涉及其他政府機構或官員的訴訟時，法院並不能如自由主義國家的法院般扮演憲法監察的角式。這憲法監察的角式通常也是由人民代表大會來執行。
實質上由於革命黨控制著此人民代表大會以致所有的政府機構，所以權力最終仍是集中於革命黨手中。所有政府機構都是共同在革命黨的領導下管理國家和建立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
這一種集權模式也適用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上。雖然 一些共產主義國家也有採用聯邦制，但實質上，權力仍是集中於受革命黨控制的中央政府。其實革命黨也是緊緊地控制著地方政府的。無論是在中央政府的層次或是地方政府的層次，權力最終仍是集中在革命黨的手中。

3. 憲治與「人民」民主
同樣地，共產主義對自由主義所鼓吹的自由民主選舉制度也是抱有懷疑的。它認為這一種選舉制度雖看似公平和自由，而實質上只會被資產階級所龐斷，所產生出來的政府也只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所以要達致真正的民主，並不是透過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模式產生出多黨的政治制度，而是由革命黨一黨管治的制度。除革命黨外其他的政黨都只會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革命黨代表著並領導著，且是捍衛著廣大群眾的利益，由其執政才能真正實踐人民當家作主，體現真正的民主。所以在共產主義之下，除了革命黨外，其他的政黨都不能存在，因他們只是代表與廣大群眾敵對的利益集團。
在共產主義國家內也有用選舉來產生政府的成員的。這些選舉也有採用類似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方式如一人一票、普及的選舉權和無記命投票等。但為了使選舉能體現上述共產主義對民主的理解，其選舉形式還有其他特點使它與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很不同。[29]第一、只有革命黨或一些法律規定的特定組織才可以提命候選人，以確保所選出來的人能忠實地執行革命黨的主導思想。這就可以排除其他政見的人仕參與選舉。
第二、通常來說候選人的數目與席位的數目是相等的。這即是說選舉是以等額的選舉方式來進行。差額的選舉方式也有被採用的，但由於候選人的名單都會是在革命黨的影響下而定出，所以選民並非擁有真正的選擇，而只是在一群持有相同政治思想的人中，選一個最能執行革命黨政策的人。這是與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最大不同的地方。在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中，任何人也可提名候選人，並且選民是可以在持有不同政見的候選人當中選出他所支持的人。
第三、有一些公民可能因為被界定為階級敵人而被褫奪投票權。因他們是被專政的對象，所以不能與其他的公民平等地參與政府事務。第四、在一些共產主義國家、公民只可以直接選出一些最基層的政府架構。更高層的政府架構和最高的政府架構都會是由下一級的政府架構選出。選民只能間接地參與這一些高層政府架構的選舉。[30]這種間接的選舉模式也使革命黨更容易去確保所選出來的高層的政府官員是革命黨所倡議的政治思想的忠實執行者。
在革命黨中也有採用民立的形式運作，但他們稱之為民主集中制。革命黨通常的組織架構是由黨員直選出最基層的代表組織，再由此組織選出更高一級的代表組織，並以同樣方式選出再上一級的代表組織直至最高的代表組織。這也就是革命黨的最高決策架構，更可以說是國家真正最高的決策架構。在民立集中制下，黨員可以在黨內自由及公開地討論黨的政策，但一旦黨中央定出了黨的政策，所有黨員都得跟從黨定出的政策。在黨內，少數得服從多數，而下級組織得絕對服從上級組織的決定。不過這一種民主方式郤很容易被黨內的政治領袖以「集中」壓制了「民主」，出現獨裁的統治。[31]
因此在共產主義的國家，「人民」民主這一種民主模式其最終目的仍是要確保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革命黨能順利維持其執政地位，實踐他們認為的真正民主。

4. 憲治與公民權利和責任
若自由是指一個人能自行決定自己所希望作的行為並擁有能力去作出此行為，那麼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理想世界可以說是一個最自由的世界了。在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裏，人不單可以決定去作甚麼，最重要的是他還可以有資源去作出這行為。
傳統的自由主義所說到的自由只是人在決定作甚麼時不被外在的限制（尤其是來自政府的限制），卻並不會保証他可以有資源去作出這行為。相較上傳統自由主義所提供的自由是明顯不足的。現代的自由主義已就此作出改變，認為除了上述負面的自由外，人們還當享有正面的自由。政府得提供積極的幫助，使人們不會因貧窮、疾病或無知等因素而不能實踐他們所希望作的。雖然我們可以儘可能使每一個人擁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他的潛能，但由於資源是有限的和人與人之間的分別始終存在，我們仍難以達到如在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中，人們可以享有那樣完全的自由。
不過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未曾在現實的世界中出現過，完全的自由能否真正出現也是一個大疑問。但共產主義對自由的理解還不止於此。即使一個人能自行決定去作甚麼，這也不代表他是自由的。因為共產主義認為人的思想是受社會結構影響的。所以一個人所希望作的是早己經被他所處的社會所主導了。故此只有那些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真理敏感的人，他們才不會被所處的社會所主導，而所作的決定才可以說是真正的自由。[32]
由於共產主義者相信有一客觀存在的人類歷史發展真理，故此只有作為此共產革命領導者的革命黨才知道甚麼是真正的自由。也是這原因使其他所有的個人，根據他自己的自由所作的一切，都不能與革命黨這真理的捍衛者所定的真正自由有所衝突。革命黨領導人民去取得真正的自由，當然不能被人們那有限或是錯誤的自由所限制。
這對人們在共產主義之下所能享有的自由產生了兩重的理解。第一、人們行使他的自由時只能用於積極支持及擁護革命黨實踐建立共產主義理想世界這偉大目標。個人自由的價值不在於能使一個個人成為自主的個體，而是在於否能協助革命黨實踐共產主義的理想。所以個人自由既是自由也是義務。第二、人們只有在覆行了他這一義務之後，才可以行使賦與他的自由。
因此在共產主義的憲法內，我們會發現很多條文是規定人民所當盡的義務，清楚定出人民必須做甚麼。[33]這一類條文在自由主義的憲法內是很少會出現的。這主要是因為自由主義憲治是針對政府，限制它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在自由主義的憲法內，條文的內容主要是關乎政府必須做甚麼和甚麼必不能做。條文並不會規定人民必須做甚麼而只是列出人民可以做甚麼如他所享有的一些基本權利。
共產主義憲法內也會有一些條文是關於人民所享有的權利，但與自由主義憲法內保障人民人權的條文卻很不同。這主要有幾方面：第一、自由主義憲治是以保障個人自由為基礎，而共產主義憲治則是以革命黨帶領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為基礎，若整部憲法的基本假設和理論基礎是如此不同，個人根據憲法而能享有的權利範疇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第二、在自由主義憲治下，雖然個人所享有的憲法上的權利也不是絕對，它們是可以被政府限制的。但現實上只有在非常局限的情況下他們的權利才能被限制，因政府限制人民權利的權力本身是受憲法嚴格規限的。但在共產主義憲治下，因對政府在社會所扮演的角式有很不同的假設，故政府的權力是並沒有受到相類似的限制的。反之政府是可以基於很廣泛的理由（如社會的利益）去限制人民的權利。
第三、政府限制人民權利的理由往往是與憲法所規定人民所當盡的義務相連的。共產主義憲法內關於人民所享有的權利的條文是與人民的義務的條文並列的。這些義務也是相當廣泛如人民得支持革命黨的領導和維護國家的利益等。人民只有在覆行了憲法所規定的義務後才能享有這些憲法所賦與的權利。[34]
第四、共產主義的憲法內缺乏執行這些權利的機制。憲法雖載有一些關於人民權利的條文，但憲法並不容許人民直接引用它們。這些憲法上的權利都得由立法機關立法來進一步解釋它們的實質內容。那麼人民所能享有的權利的實質範疇，將會由政府透過立法來厘定。人民即使權利被侵犯也不能引用憲法上對權利的保障，向一獨立的機制提出伸訴，以執行憲法上的保証。憲法上的權利保証只是口號式的條文，在未有實質立法前，這些權利都是沒有真正意義的。[35]

總的來說，共產主義憲治的目的是要透過憲法，給與或是肯定革命黨全權領導整個社會的角式，確保革命黨能帶領整個社會邁向建立理想的共產主世界的目標。因此憲法本身並不能規限革命黨，而所設立的憲制，無論是政府的結構、選舉的模式和人民的權利保障制度都得符合革命黨主導一切這基本原則。
共產主義相信人類歷史是存在著一個客觀的發展規律，對共產主義者來說，人類社會最終將發展成為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是一項真理。而在共產主義的國家內，只有革命黨才是真理的唯一擁有者和捍衛者，其他一切政治思想都被視為與社會整體利益衝突而須被壓制。共產主義憲治所依據的這種一元化思想架構是很容易會導致獨裁主義出現的。
另外為了使革命黨能帶領整個社會建立起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革命黨是擁有完全的權力去運作整個社會。但在政府內或以至革命黨內，革命黨的領袖所受到的監察或制衡是很少甚或不存在的。這一種一元化的政治架構也是導致很多共產主義的國家，在到了某一階段後就會出現極權主義的獨裁者統治的另一個主因。
共產主義在原作者所未預知的情況下，與極權主義產生了微妙的連系。


（五） 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對憲治的詮釋

獨裁主義所包括的情況相當多，這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政治制度。帝皇、獨裁者、軍事政府和一黨專政的政府等都是獨裁主義的例子。獨裁主義的基本特式是政府權力只集中在一個人或是一小撮的精英手中。政治領袖的權力並沒有受到多大的限制，而他也不需要向甚麼政府架構作出實質的負責和交待。
透過其所享有的權力，政治領袖可以透過與社會內各重要利益集團合作和分享特權，以爭取到他們的支持。那一些利益集團能分享特權完全是政治領袖的決定，而這一些利益集團也無需向人民交待。選舉政治領袖鮮有在獨裁主義的制度中出現。即使有，也是在執政者強大控制和影響下進行，選舉結果都會是在執政者的掌握中。
另一方面政治領袖亦會透過治安部門及其他政府架構來壓制國內的反對聲音。透過控制傳播媒界，政府能把一切反對聲音完全排除。人民的個人權利鮮會被尊重。[36]
上述提到共產主義所傾向建立的極權主義制度也是一種獨裁制度。極權主義制度也擁有獨裁主義制度的特點。但與一般的獨裁主義制度不同的是極權主義的制度必有一套政治思想作為整個制度的主導思想。這些主導的政治思想解釋了為何執政者採用獨裁的政治管治形式。執政者更會引用此主導的政治思想來滲入及重整社會的所有階層（包括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宗教以至家庭），全面動員人民來支持他們來實踐這政治理想。
獨裁的統治一方面可以鞏固極權主義制度內執政者的管治，另一方面可容許執政者全面動員社會內的一切資源來實踐政治理想。通常來說這一些政治理想都會涉及重整整個社會的結構。極權主義與一般的獨裁主義不同的地方正是這全面的動員和控制，這也是為甚麼它被稱為「極權」。權力是去到極限的，也即是全部的權力。一般的獨裁主義都只會是有限度的權力和控制。一般的獨裁主義也不會要求人民像在極權主義般積極的支持政府的政治取向。它們通常只是要求人民被動地接納政府的管治，不去反對政府就足夠了。
要全面控制整個社會，憲法和法律自然也是執者用以實踐此全面的管治的重要媒界。社會的主導政治思想也會對憲法的功能提出其一套獨特的解釋。所以在極權主義下，憲治包含了兩個要點。第一、確保或肯定執政的精英能繼續掌握政府權力。這一點是所有極權主義制度所共通的。第二、給與執政精英全面的權力好讓他們能帶領整個社會實踐他們的政治理想。但最終所要實踐的是甚麼政治思想就要視乎執政者所提倡是甚麼。憲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踐這政治理想。共產主義的憲治觀正正可以清楚反影出極權主義的憲治觀。其他的極權主義制度如法西斯主義[37]也是對憲治持有同樣的觀點，分別只是所要實踐的政治理想是不同。
但對於一般的獨裁主義來說，它們缺乏一個主導的政治思想且並不需要像極權主義般全面控制整個社會。所以很多獨裁主義制度都並不需要一份憲法來確立執政者的管治。若連憲法也沒有，我們實在很難去找出它們的憲治觀。除了說它們根本認為憲法對執政者的管治沒有任何積極的功能外，我們再難為獨裁主義憲治觀加上甚麼。
但現實上我們見到很多獨裁主義的制度仍是擁有憲法的。那麼它們是如何看待它們的憲法呢?它們又為甚麼要設立憲法呢？第一、憲法可以為執政者的管治提供一個法理的基礎，合理化執政者的獨裁管治。[38]第二、憲法作為最根本的法律，可以為整個管治制度提供一個全盤的架構，有利於維持社會的秩序。[39]換句話說，獨裁主義憲治的目的就是要協助執政者繼續其獨裁統治。憲制上的一切安排包括了設立憲法本身也單純是為了此目的。若是如此，執政者必然不會受制於憲法，因憲法只是其統治功具而已。因此獨裁主義的憲治觀可以說是最原始的憲治觀。
在一些極權主義的制度，若執政者由原本是為了實現偉大的政治理想而進行統治，至轉化為只為了保存自己的權力時，那麼極權主義與獨裁主義就更難區分了。其憲治觀也就會相類似了。






（六） 總結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政治思想對憲治的目的和實踐憲治的手段都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影響了它們對一些憲法觀念的看法。其中包括了法治、分權、民主和人權。
由於憲法是關乎政府的，所以憲治的觀點必然涉及我們如何看政府的角式。但政府在一個社會中究竟應扮演甚麼角式卻又往往與我們如何看人的價值及人的尊嚴有關。不同的政治思想對這一些課題都有很不同的觀點，因此它們對憲治的看法很自然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那麼當我們評估一份憲法時，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自己作為一個評估者本身的憲治觀是甚麼。因為評估者採用甚麼憲治觀就會完全影響他評估的結果。而採用那一種憲治觀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這涉及評估者自己本身的政治立場如他如何看政府在社會中的角式及他是否看重人的的價值和尊嚴。政治上的中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立只能是指用較客觀的態度來觀察現實的情況，並在觀察時儘量避免受到自己政治立場的影響，以減少對事實了解的偏差。評估者最終還是會依據其所持的政治立場來評估所收集到的資料。有關憲法的研究也是如此。
[1] 香港大學法律系講師。
[2]通常constitutionalism 都會翻譯為「立憲主義」或「憲政」，但我們用了一個新的翻譯，因我們覺得憲治更能把這一個源自西方的政治觀念所包含的意思全面表達出來。這一個翻譯也有見於關信基：＜社會主義憲法比較＞，在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一九八四年。
[3]我們選取了這幾個政治思想，主要是因為大部份現存擁有憲法的國家都是受這幾個政治思想所影響。當然以這一種方法來劃分不同的國家必然會有偏差和有遺漏，但這劃分方法仍是很多政治學家所採用的。並且這方法也是最適切於香港有關憲治的討論，因為它包括了那些影響香港憲治發展的主要政治思想。有關政治思想和政府制度的劃分可參考 Finer, Comparative Government (1970)第1至4章; Blondel, Comparative Government (1990) 第3章； Blondel, Comparing Political Systems (1972) 第9至14章。
[4]很多人都會把自由主義與憲治緊緊連在一起，而憲治根本上是自由主義的一部份，所以並不存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及其他政治思想對憲治的不同詮釋（參考 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25頁，及Ghita Ionescu, "The Theory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in Vernon Bogdanor (ed.) Co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States (1988)）。但我們在這裏嘗試給憲治一個更闊的理解，容讓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討憲法在不同的國家和制度中的角式和作用。
[5]參考 Heywood, Political Idoelogy-An Introduction (1992)第2章；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2章；Roskin & others, 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5th ed. 1994)第6章。
[6]John Stuart Mill 是自由主義倡議者中的重要一員。在其著作 On Liberty (1859)中，他說:"...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s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7]參考 Nwabueze,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Emergent States（1973)第1章； Colin Munro, "What is A Constitution?", (1983) PL 563；Ghita Ionescu, "The theory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in Vernon Bogdanor (ed.) Co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Politics (1988)。
[8]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在這裏只能很籠統地討論自由主義，所提到關於自由主義的重點都只是相當片面。由傳統自由主義這政治思想所分支出來的其他政治思想如現代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整體上與傳統的自由主義存有很大的不同，或可以說是在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上有了很不同的發展。但這些以自由主義為起點的政治思想，在對憲治的觀點上大體上仍是一致的。
[9]參考戴耀廷：＜法治與人權＞，在鄭宇碩主編：《創造香港新紀-「我愛香港運動」學術論文集（上冊）》，一九九一年。
[10]參考 Nwabueze,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Emergent States（1973)，頁139。
[11]有關英國憲法的特點可參考de Smith and Brazier,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7th ed. 1994) 第2章。有關憲法慣例在英國憲法中的作用可參考Marshall,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Rules and Form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1984)。
[12]新西蘭和以色列也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制度。有關新西蘭的憲法與憲治可參考 Joseph,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New Zealand (1993) 第5章。有關以色列的憲法和憲治可參考 Likhovski, Israel's Parliament-The Law of the Knesset (1971) 第8章。
[13]新西蘭是一個極少數的例子之一。
[14]參考Friedrich, Limited Government:A Comparison (1974) 第2章。
[15]參考 Greenburg, Katz, Oliviero & Wheatley (ed.)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1993) 第1章；Neil MacCormick,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在 Bellamy (ed.)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1993)。
[16]瑞士憲法容許一些政府事務如憲法的修改和法律的效力，交付全民表決。
[17]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
[18]參考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2章。
[19]參考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4章。
[20]參考Roskin & others, 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5th ed. 1994) 第106-7頁。
[21]即使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對甚麼才是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有歧。參考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126至135頁。
[22]參考李智生主編：《新政治學》，一九八七年，第682頁。
[23]見下一分段關於極權主義與憲治的討論。
[24]關信基：＜社會主義憲法比較＞，在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一九八四年。
[25]唐琮瑤著：《法學基本理論概述》，一九八一年，第25頁。
[26]Chris Osakwe, "The Common Law of Constitutions of the Communist-Party States," (1977) 3 Rev. Soc. Law 155-217。革命黨的黨員以其私人身份作的一切理應仍受憲法所規限。問題只是在實際上全權的憲政安排使我們很難把革命黨的領袖用私人身份所作的和他代表革命黨所作的分別出來。
[27]在上述討論自由主義憲治時，我們已論及在一些自由主義的國家，其憲法可能只與其他的法律擁有同樣的地位，但無論如何，憲法至少和其法律一樣，相對於國家內的一切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民間機構和所有個人是擁有完全的凌駕性的。在這一點上已足以他們與共產主義憲治分別出來。
[28]Georg Brunner,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st Constitutions: An Analysis of Recent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1977) 3 Rev. Soc. Law 121, 143。
[29]參考 Osakwe，註26。
[30]中華人民共和國。
[31]參考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286頁。
[32]Giovanni Codevilla, "Marxism-Leninism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78) 4 Rev. Soc. Law 215-227。
[3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必須覆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第33條）、有勞動的義務（第42條）、有受教育的義務（第46條）、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第49條）、和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第49條）、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第49條）、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的自由和權利（第51條）、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第52條）、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第53條）和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第54條）。
[34]Inga markovits, "Law or Order - Constitutionalism and Legality in Eastern Europe," (1982) 34 Stanford Law Review 513。
[35]參考 Osakwe，註26。
[36]Macridis & Burg,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Regimes and Change (1991), Chapter 6。
[37]參考Vincent,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1992) 第6章。
[38]Okoth-Ogendo, "Constitutions Without Constitu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an African Political Paradox," in Greenberg, Katz, Oliviero & Wheatley(ed.) ,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993)。
[3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