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錢的智慧

相對於有大幅財政赤字的歐美國家，香港不單每年有大幅盈餘，且有大額財政儲備，故要處理的問題很不同，不是如何滅赤，而是如何有智慧地運用盈餘及儲備。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是幸福的煩惱，想怎樣去用錢當然比沒錢用來得輕鬆。從個人理財來說這可能是對的，但政府理財的原則卻不能與個人理財簡單地等同來看。

政府的錢不是屬於政府官員，而是由市民納稅所得及政府動用公共資源而得。政府如何用錢涉及政府如何成位其角色。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承繼殖民地政府的定位，都是以「小政府」或「有限的政府」自居，即儘量讓市場自行運作，而政府只有在明確的公共利益需要下才會干預。

但從過去經驗看，政府官員都是採取相當保守的態度去定義公共利益，故即使市場出現了不少問題，政府仍是傾向不採取行動。但如田北辰在經歷過三天的基層窮困生活後感嘆地說：「市場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不一定有公義。」越發更多港人都認同這「發現」。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要放棄市場，走向計劃經濟。其實市場也不一定是不公義的，問題是構成市場的人是否講公義。有甚麼的人就有甚麼的市場。經濟學假設人都是自私的，這在不少情況下都是對的，人的自私本性也能促使經濟活動更有效率地運作。但社會發展到了一個階段，在講效率之餘，我們也應追求公義。若社會的人是看重公義的， 市場中的人也會重視公義。

因此要實踐公義，我們不一定要放棄市場，也不只是利用市場，而是幫助社會大眾在市場中活動時明白在效率之外，還要實踐公義讓每一個人都可有尊嚴地生活。

我也不是說要政府進行一場文化革命去改變人的本性，但政府可以透過其管治，包括了如何使用盈餘及儲備，去給所有人一個實踐公義的榜樣。長遠地， 香港才有望成為一個重視公義的市場經濟社會。

埃及變天對中國的啟示

觀乎人類歷史(尤其是近代的民主化浪潮)，導致一個專制政權及其所依付的專制政體被人民推翻的各種原因，埃及的人民革命提供了一個例證，就是要在內、外元素互動配合，更要在一些偶發的時機下才能出現。各國所處的內外情況及時機不同，故埃及的變天應不會對中國的政權政體有甚麼即時的影響。但若進入更深層的分析，或仍可看到一些發展軌跡。

一個政權及其依付的政體能否維持，最關鍵是其正當性(legitimacy)。正當性亦可從內、外兩個方向去看。從國內的角度看，一個政權或政體的正當性是在於其所管治的人民，不是在威迫或利誘下，是否也願意接受其管治。西方分析的謬誤常在於他們認為一個政權或政體的正當性是在於它們是否符合一些價值如平等、自由、人類尊嚴及民主等，但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視他們的政府是正當的，並不必然是按這些源自西方的價值，而是按他們本身的文化價值，而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如何看待政治權威。

與埃及一樣，雖然源頭很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都是鼓勵人民順服政治權威的，因此有政治學者曾斷言民主革命是難以在這種文化價值深植的社會中成功的。但今次埃及人民革命能成功推翻專政多年的政權，說明了文化價值並不是不會改變的。且從歷史看，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從來都是與它所接觸的其他文化系統互動影響下而不斷演變融合的。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加上互聯網的出現，令這種文化互動融合的現象，可超越地域的界限，以更快及滲透力更強的方式進行。源自西方的文化價值，在世界各個文化系統的互動融合過程中，促使更多其他文化系統的人也相信人類是生來平等的、更看重個人自由及人類尊嚴，及強調每一個人的民主參與的政治權利。加起來的結果是鼓勵更多的人，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敢於挑戰政治權威。看來這已成功改變了埃及人民的政治文化，相信中國人民也不能倖免。

中國在八九六四後，雖然人民抗爭事件每年都在遞增中，但到現在為止還未再出現大型的人民行動爭取民主。且從不同的研究顯示，中國現政權在中國大部份的人民心中，正當性大體還不是太差的。有些人會奇怪為何在埃及社會出現的貧富懸殊和官僚貪污腐化的現象，在中國也有，甚至可能是更嚴重；這些現象在埃及會導致人民走上街頭，但為何中國人仍會覺得中國現政權是正當的呢？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對政治權威的部份的影響在中國社會已可能在衰微中，但一個政權或政體的正當性除了文化價值外還可有其他的源頭。一個能維持現政權正當性的最重要源頭就是「表現權威」(performance legitimacy)。多年來進行的經濟改革，令相當數量的中國人民的生活能得以改善，那令人民普遍對現政權還是可接受的。有人在過去的星期天在網上發動「中國茉莉花革命」，參與人數仍是很有限，這個能成功推翻埃及專制政權的行動，看來在中國還未能成氣候。

但這種正當性的源頭較之由文化價值所產生的正當性相對上是不穩固的。人民願意接受現政權的正當性，不是基於一些深層和不易改變動搖的價值，而只是在於實利的考慮。故一旦中國的經濟發展出現停滯，人民生活改善程度不如期望甚或出現倒退，在功利的前提下，政權的正當性可一下子大幅消減，令政權以至政體也會出現不穩。

對中國現政權來說，只要能持續維持經濟高增長，那麼政權的正當性就可得以保持，而政權也就可以保持穩定。但問題是要維持經濟高增長絕不容易，且經濟高增長能令人民的收入增加，但也會帶來其他經濟及社會問題如通漲嚴重及樓價颷升，致人民生活沒有實質增長甚或出現倒退，那他們也會對政權的正當性產生疑問。

若一個政權缺乏正當性，那它只可依靠武裝的力量去把反對的聲音壓下去。因此對一個政權來說，軍隊是否支持就起了關鍵性的角色。有一些專制政權更是軍事政權，但單純以軍事強權是較難長久維持政權的，因這樣的政權是難享正當性的。埃及軍方在今次人民革命的取態，正好驗証了這一點。但軍人也是社會中的成員，他們雖必然有一套軍人的次文化，但也會與社會的整體文化進行上述的文化系統互動融合。

有報導指不少埃及軍隊的高級軍官曾到美國的軍事大學接受培訓，那可能影響了新一代軍官對軍隊的角色的看法，這解釋了軍隊在今次人民革命中為何作如此的取態。對中國現政權來說，軍權更是無比重要，因此軍隊仍是黨軍多於是國家的軍隊，對維持共產黨執政地位起著關鍵的作用。中國的軍人會否在以後的日子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反省甚至改變軍隊的角色，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這可能性卻不能排除。

從外在的方向看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就是其他國家是否認同管治某一國家的政權是正當的。國際社會仍主要是由西方國家主導，故西方國家多以西方文化的價值，以平等、自由、人類尊嚴及民主等標準去評核一個政權是否享有正當性。對一些依賴西方國家援助的國家，西方國家這方面的影響在配合內部正當性的變化，如在埃及般能產生一定作用。

但對那些在國力上不需依賴西方國家，甚至有能力與它們抗衡的國家，外在的正當性的作用就相對上少得多。中國的發展已超越了這個階段，故外在正當性在中國民主化的作用應不會太大。且在國際關係上，實際的利益較之道德價值的重要性遠為大，即使西方國家也常會基於國家的實利的考慮，也會支持一些貪污腐敗、侵害國民主權的專制政權。

故此，專制政權是否會被人民推翻，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國家，還是內在的因素扮演著主導的角色，而外在的因素更多是透過改變內在的文化價值而產生長遠的影響。但要在中國見到這些文化改變對民主化的實質作用，或許還要等候一些時間，及要等待適當的時機。

共同規管旅遊業

規管旅遊業若採用「共同規管」的模式，可參考地產代理的規管方法。之前也是由於一些經營地產代理業務的公司及地產代理從業員的操守出現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導致政府決定改變規管模式，由「自我規管」改變為「共同規管」，立法設立一個法定機構 ﹣地產代理監管局，負責「舉辦地產代理的資格考試、審批個人和公司牌照、處理對持牌人的投訴、執行巡查工作，以及對違反法例規定的地產代理從業員施行紀律處分」。地產代理監管局亦會為「業界舉辦專業發展活動，並推動消費者教育。」

要規管旅遊業，也可考慮設立相類似的旅行代理商及導遊監管局。「共同規管」主要是體現在監管局的成員由業界代表和政府官員，再加上其他社會人士出任。由於有業界的代表，監管局在執行規管的職務時會聽到業界的聲音，可因應業界的關注，調較規管的策略和力度，以使業界在提升專業水平的過程中，受到較少的陣痛和有更順暢的過渡。這可避免了由政府直接規管時因對業界了解不足而導致規管錯位的問題。

由於監管局有政府官員及其他社會人士為成員，那會增強公眾對規管的信心，不會認為監管局會偏幫業界。只要在委任業界代表時能包括業界各種規模的公司和不同利益的代表在內，那也可避免了規管只會偏幫某一些業界成員的利益的指責。再加上監管局有來自社會其他界別的人士為成員，那就可以讓不同的持份者如消費者的權益能在規管中得到照顧。故「共同規管」較「自我規管」及「政府規管」能考慮更廣泛的利益。

提升香港旅遊業的專業水平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希望遊客(包括內地的遊客)來到香港，也能像我們到外地一些國家參加當地的旅遊團時，可不用擔心會否被強迫購物或要給導遊多少小費，在導遊專業的服務下，能專心享受旅遊的樂趣。

埃及人民革命

經歷十八日的街頭和平抗爭，埃及的人民革命終於成功結朿了獨裁者穆巴拉克三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在埃及民眾初走上街頭時，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表示他相信埃及人民應得著他們作為一個偉大及古老文明的繼承者所應擁有的未來，而這包括了可享有普世人權，建立民主制度及有更多的經濟發展機會。埃及人民能否真的如奧巴馬所願，得著這樣的一個「美好未來」，現在還是未知之素。一個專制政權的結朿並不表示一個民主的政權必然可順利建立起來；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政體及政權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但埃及人民至少在危機中仍有著確切的盼望。

同屬文明古國的中國，和也是偉大及古老文明的繼承者的中國人民，能否也如埃及人民般有著這樣的美好未來呢？或許透過分析今次埃及人民革命成功的各種元素，比較與中國的異同，可得出一點端倪。但無論如何，中國共產專制政權也應從埃及人民今次能成功推翻專制政權吸取教訓。

在回教世界中發生了出人意表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是今次埃及人民革命的觸發點，但主因仍是埃及的內部情況。從人類歷史看，導致一個政權的倒台，人民要擺脫窮困生活的本能渴求，始終是最主要的動力。

雖然在過去幾年埃及的國民生產值都有不太差的增長，但與不少經濟高增長國家一樣，貧富懸殊相當嚴重，不少埃及人民雖未至於陷在飢荒中但都是生活在貧窮中，且看不到任何生活得以改善的機會。若整體社會都是貧窮的，那人民還可容忍自己生活上的困難，尤其是在埃及這樣的回教社會，人民普遍都是習慣了順服權威的。但如果社會經濟是有不錯的增長，但大部份得益卻完全落在少數特權階層的口袋裹，而貧富懸殊到達一個相當嚴重的地步，普羅人民看在眼裹就難以再忍受下去 。

而導致這種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狀況，也如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是由於埃及官僚由最高領導層至一般政府官員的貪污，官商勾結，讓利益分配儘有利於特權階層，及專制政權運用體制的暴力去鎮壓所有反對聲音，引致人民對現政權的領導人失去信任再惡化為憎恨，並更進一步對政體也失去信心。由於獨裁者穆巴拉克計劃把權力傳給自已的兒子，令民眾對由體制內進行變革的希望完全幻滅。到了這階段，人民的要求就不只是撤換領導人，更要把整個體制改變。埃及人民的訴求亦加進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能確保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自由、基本人權及人類尊嚴的制度，並能實踐社會公義的制度，去代替專制的政體。

但有別於之前的人民運動，新媒體在今次發揮了非常大的效用。人民透過互聯網及手提電話緊密聯繫起來，產生了極大的動員力。即使埃及政府關閉了互聯網及無線電話網絡，但人民已被鼓動起來，尤其是熟識運用新媒體的年輕一代，政府已再難阻止人民走上街頭。由於這一次人民革命並非由有組織的反對黨派所發動，而是各階層的埃及人民透過新媒體的連繫而自覺地積極參與抗爭，故可說是一次沒有政治領袖的 人民革命。穆斯林兄弟會這在埃及長期遭禁制的宗教政治組織，只是到了後期才走出來加入抗爭。這可能標示著在廿一世紀的人民運動中，年輕人及新媒體會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一方面年輕人往往在經濟增長中是最不能得益的一群，故對現制度不滿是最大的；另一方面他們更懂得運用新媒體從外界取得更多的資訊，敢於挑戰傳統價值。

各階層的埃及人民廣泛參與抗爭，並無懼於鎮壓和持久堅持抗爭，是今次埃及人民革命成功的另一原因。對一個頑強的專制政權來說，若人民不能長久堅持的話，即使社會存在很強烈的反對聲音，它也不會是那麼容易倒下去，必然會作垂死掙扎的。

人民運動只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參與，政府的治安單位就未必能應付得來。但一旦軍隊介入，手無寸鐵的人民是沒有任何勝算的。當然運用軍隊去鎮壓一個人民運動，對所有人來說，所要付出的代價都會是極之大的。今次埃及軍隊在結朿穆巴拉克專制統治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從一開始，埃及軍方就採取中立的態度，亦表明不會使用武力對待示威群眾。但即使民眾持續地在街頭進行抗爭，更發動多次百萬人遊行，但也難以迫使穆巴拉克辭職。最後穆巴拉克是在軍方施壓下在才被迫落台。在過渡民主政體前，埃及仍會是由軍方管治。這可看到單純的人民運動，即使是很大規模，若缺乏軍隊的支持，也是難以動搖一個專制政權。

雖然內部因素是主要的動力，但國外的因素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如上所述，普羅埃及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透過新媒體接觸到更多外界的訊息如民主、人權、平等、公義等普世價值，潛移物化地改變了埃及的社會文化，至少是一部份的埃及人，令他們再不盲目地順服權威，敢於走上街頭為自己的權益參與抗爭。有報導指不少埃及軍隊的高級軍官曾到美國的軍事大學接受培訓，那可能影響了新一代軍官對軍隊的角色的看法，解釋了軍隊在今次人民革命中為何作如此的取態。這也是說埃及文化在全球化的影響在不經不覺中已作了轉變，成為之後發展的醖床。

埃及人民革命是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所觸發，在看到其他人也能成功推翻專制政權，那對埃及人民無異是很大的鼓勵。美國在事件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因美國與埃及的關係密切，無論美國是基於甚麼原因，及在過程中立場出現過搖擺，但美國還是站在民眾的一方，並向專制政權施壓要作出改革。這些國外的發展也對人民革命產生了一定的助力。

下星期會比較埃及與中國在內外因素上的異同，看埃及人民革命的成功模式在中國出現的機會有多大。

如何規管旅遊業

因再次出現香港導遊與內地遊客因強迫購物而產生衝突的事件，社會又再討論是否要改變現行旅行社（旅行代理商）及導遊的規管模式。就行業的規管模式，大體有三種。第一種是「自我規管」，由業界自行規管。第二種是「政府規管」，由政府機構直接負責規管。第三種是「共同規管」，由業界與政府共同規管。

現行旅行社是由旅遊事務署轄下的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按《旅行代理商條例》透過發牌的制度來規管。但同時間，由業界組成的香港旅遊業議會亦自行規管旅行社。由於法例規定旅行代理商牌照持有者得一直保持為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成員，故實際上旅行社的規管模式是「自我規管」。香港旅遊業議會亦負責規管導遊，導遊的規管模式亦是「自我規管」。

「自我規管」的好處是因由業界負責規管，故對行業所面對的問題及情況會更了解，規管可更到位。但由於業界規管往往是從業界利益出發，即使會涉及保障公眾利益，維持業界利益仍會是最終考慮點，故在平衡業界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時，自然會傾向於業界，令公眾覺得「自我規管」會有偏幫業界之嫌。且業界利益未必一致，故亦有一些業界的成員會認為肩負「自我規管」職責的機構會偏幫某一些成員而犧牲另一些成員的利益。

「政府規管」的好處是能避免偏幫業界或業界某些成員的指責，因政府會以公眾利益為規管的最重要考慮點。但由於政府官員未必對業界的實際操作情況有充份了解，規管過鬆則未達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的規管目標，但規管過嚴，卻可能導致業界中一些實力較弱的成員經營出現困難，甚至會產生一些不想見的後果如行業遭大機構壟斷的情況。

「共同規管」嘗試取這兩種模式之長，補它們之短，亦是現在較流行的規管模式。下星期續談若旅遊業採用「共同規管」模式的一些考慮點。

再談王丹被拒入境

上星期談到若中央政府是基於國防、外交或其他合理而不涉及特區自治的原因指令特區政府拒絕讓王丹入境，那應不損特區的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沒有公開解說，惹來干預特區高度自治的猜疑。

假若中央政府未有發出指令，而特區政府亦多次公開表示它是按香港現行法律及政策處理王丹的入境問題，那就變成特區政府有否捍衛特區的高度自治了。按現行法律，入境問題屬入境事務處處長的酌情權，處長有全權決定是否批准王丹入境， 而入境事務處一貫政策是不評論個別案件。入境政策一直以來如在黑箱中，不為外界所知。

但法律賦與處長的酌情權並不是指他可任意地行使。要符合現代法治社會及良好管治原則的要求，處長行使法律的酌情權時應符合「合乎比例」的原則。

一、處長必須是基於合理的原因來行使酌情權拒絕某人入境。與高度自治不違背的合理原因可包括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治安、公共道德、公共衛生等原因。但今次拒絕王丹入境是基於甚麼合理原因呢？若只是為了不得失中央政府，那會否違背了特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呢？

二、拒絕某人入境與依據的合理原因須有關連，也即是說拒絕某人入境要有足夠証據顯示能達成這原因。若拒絕某人入境是基於治安的理由，那還得要有合理的証據顯示那人入境會對香港的治安構成威脅，故拒絕那人入境是與維持治安相關。

三、所採用的方法應對某人的權益損害最少。若是基於治安的考慮要限制某人入境，處長還得要考慮能否加入一些逗留的條作而讓那人可入境但又可防止治安遭破壞。

這不是說王丹或非香港居民有權進入香港，而是說處長在行使法律所賦與的酌情權時，若要讓公眾相信特區政府的決定是符合法治、良好管治、高度自治等原則，那就應對相關決定作更詳盡解說，以釋疑慮。

堅持與妥協 ﹣信念之爭？

利益之爭是指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爭取本身最大的利益而相互競爭。利益主要是指物質利益如土地使用權、業務經營權等可用金錢數額來量度的即時或潛在利益。利益之爭應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政治矛盾的主要狀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見証了香港本土成長的一代，而他們的訴求主要並不是關乎利益，而是以信念為先，追求實踐一些超越物質的價值如民主、平等、尊嚴、公平等。雖然實踐這些信念會促使利益再分配，但著眼點並非個別人士或群體的利益，而是要按這些信念去重整社會的利益分配制度。由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香港的主要矛盾變成了利益與信念之爭，就是那些要維持現有利益分配制度的利益集團，與那些爭取改變現有偏幫利益集團及未能符合一些超越物質的信念的現行制度之間的長期爭持。那不是說利益之爭不再存在，但利益與信念之爭變得更尖銳，並主導了香港社會發展的方向。相信利益與信念之爭仍會繼續是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最主要源頭。

但由一零年政改的爭議之後，或可說是從五區公投的紛爭開始，我們逐漸看到那些以信念為先的群體，好像是出現了信念之爭，就是信念與信念之間的分歧愈來愈大，導致多個以信念為先的政治團體出現分裂。香港是否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由主要是利益與信念之爭，因混雜了信念之爭而變得更複雜呢？

在後物質及多元的世代，信念之爭當然會出現，甚至會取代利益與信念之爭成為社會矛盾之最主要源頭。(不過有時候實質上是利益之爭可能會被包裝成為信念之爭以爭取更多人支持來增加勝算。) 但若細心分析最近在香港信念群體中出現的紛爭，撇除當中人與人之間在性格或處事手法上的衝突並由此而引發的相互不信任甚至質疑對方人格，應還未至於是信念之爭，而頂多是實踐信念的策略之間的分歧。但如果爭議雙方把策略問題提升至更高的價值層次，或認為支持另一策略的同一信念的同道人已修正甚至背離了原先的共同信念，那麼策略之爭有可能變質為信念之爭。

為何要特別強調矛盾的性質呢？利益之爭主要是關乎利益分配，若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就可解決紛爭。若是利益與信念之爭，那其實是政治力量的較量，看以信念群體能否集合足夠的政治力量去迫使利益集團接受新的利益分配制度，或是信念群體繼續被利益集團以建制的力量壓制。這爭持可以是很血腥暴力，但若利益集團看到在新的利益分配制度下他們的利益仍可得到相當程度保障，或要維持現有制度所要付出的代價較新制度下會失去的為多，按利益計算的理性考慮，利益集團接受改變的機會仍是有的。

策略之爭應是最大機會透過分析、討論及議決來解決紛爭的分歧。但一旦紛爭變質成信念之爭，由於信念很多時候都帶有較重的絕對性及排他性，要化解就困難得多了。從人類歴史就可見到太多這種的例子 。

現在香港的信念群體間出現的矛盾是甚麼呢？我看是衝突與共識這兩種實踐信念的模式之間的分歧，也可以說是堅持原則與接受妥協兩種策略之間的差異。用很簡單的說法，衝突策略是運用自己手上所能動用的一切權力及資源去迫使紛爭的其他各方接納自己一方認為是最好的解決方案，而所用的方法就是與其他各方在權力及資源上的較量與衝突。共識策略是讓爭議各方透過妥協來達成各方接納並能化解分歧的協議。

衝突模式是處強勢的利益集團最喜採用的方法。他們運用建制的強制力量去壓制弱勢群體。更可恥的是他們會把一切包裝成為一種「偽共識」，讓人們以為共識是各方透過協議來達成共識，但共識的結果卻實際上永遠讓當權的利益集團可繼續不公平地掌控大部份社會資源、或永遠由一些弱勢群體為社會整體利益犧牲、或根本不能令社會整體及大部份人的福祉有任何改善。

但若衝突策略由社會屬弱勢的社群去使用，而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或是由信念群體為了去保護社會中那些被壓迫的弱小去採用，那就能幫助把社會的不公義和政府的不正當性(illegitimacy)顯露出來讓人們明白，從而產生出力量去迫使掌權的利益集團願意進行改革以改變社會的不公，甚或有力推翻整個不公平的體制。

但衝突策略若用得不當，因這策略強調敵負我勝，在一些情況下會令社會錯失可使社會矛盾得以解決的機會。長久的衝突亦可能在社會中製造出太多的相互不信任，令社會陷於停滯、或令長久及和諧管治難以建立或維持、甚或會導致社會解體。

真正的共識是透過真誠的對話去達成協議，而協議定出紛爭的解決方案是各方都認為是正當及長久的，並能保障爭議各方的正當利益。相對於衝突模式，共識模式強調妥協，那是在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下，在社會中產生出更多的互信，達到共贏，較有利於在社會內建立起和諧的關係，及令社會有較大機會建立起可長久執行既有效率也公平的管治體制。當然真正的共識模式，妥協是要在不違背信念原則下而作的。

在爭取公義和實踐信念的歴程中，衝突和共識模式有可能要同時採用，而不同的信念群體可採用不同策略，相互配合、互有分工，而不一定要有對錯的判斷。究竟那一個策略是最好的，因各人基於個人經歴、性格、訓練的差異，並對現實世界所掌握的資料有不同‘及對一些現實世界的現象有不同的判斷，故是難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觀乎現在香港信念群體之間的分歧，在社會內仍有很多不公義之事，相信沒有証據顯示衝突策略已不合事宜，但也沒有証據顯示那些選擇採用共識策略的信念群體所作的妥協已違背了他們的信念原則。故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本只是策略之爭去無限上綱地轉變為信念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