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9日 星期六

我在伊朗長大

最近看了一部叫「我在伊朗長大」的動畫電影,是由同名漫畫改編。漫畫在國際相當有名,得了不少奬項。女作者就是在伊朗長大,希望透過這漫畫把真正的伊朗讓人們知道。她以一個小女孩及成長中少女的角度,記述了在近代伊朗發生的重大事件,如沙王下台、伊斯蘭革命及兩伊戰爭中,伊朗人民的生活境況。
作者對宗教狂熱份子作了尖銳的批判,但問題卻不是出在宗教之上,而是人以宗教之名來實踐獨裁裁治。較之沙王的獨裁統治,沙王只是壓制人們的人身自由,但伊期蘭革命政府的一群原教旨主義者卻更甚地要去壓制人民的思想自由。
當然這並不會成功,因思想是存在於人們的內裏。政府可以規定每個人每天都要去祈禱,及婦女都要穿上面紗等外在的宗教性道德行為,但在人的內裏卻可以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產生出來的只是一個偽善的社會。
但作者也不是一面倒的傾向於西方世界。在維也納生活的四年,她也見到西方人的虛無主義及喪失任何理想的頹廢境況。她也以其個人的親身經歷來作出同樣尖銳的批判。
看罷電影,我最深刻的還是自由的可貴。這不單是我們若喪失了人身及思想的自由,那我們作為人的尊嚴也會喪失掉;我們且要珍惜那可貴的自由,得好好的運用這得來不易的自由。
要好好運用這自由,不是說單單只追求自己的益處,一切以自利出發;但也不是要空言理想,更危險的不是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理想的強制其他人遵從。只是要做好自己作為這社會的一份子當負上的責任,用我們的自由,自己去實踐就可以了。

2007年12月22日 星期六

一國兩制與法律學術研究

上星期參與了兩個法律學術會議,都有國內法律學者提交報告。有趣是從他們所提交論文的題目,卻可看到香港或西方與國內的法律學界對學術研究,在進行研究的選題、立論、推論、結論等都有分別。這可能亦反映了一國兩制的特點或差異。
在一個會議,一位國內法律教授的論文題目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新解讀 – 學習中共《十七大報告》的一點體會」。內容主要是根據《十七大報告》中有關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部份,引用憲法學、政治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甚至心理學來闡明《十七大報告》的觀點如何精闢獨到。
在討論環節時,我卻提出了一個意見。在香港或是在實施憲政的社會進行的學術研究,一個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其黨內的大會作的報告,應不會有人用「學習」來看這份文件,用得最多的應的「批判」,或是「理解」或「回應」。 以「學習」的態度來看《十七大文件》可能反映出國內法律學界對學術研究的獨特進路。
在另一會議,有一位國內法律教授提交的論文題目是:「中國環境法法典化的基本路徑與模式」。在論文裏,他引經據典論証中國應把所有涉及環境的法律整合成為一部法典。
參與會議的一位台灣法律學者提出意見,認為文章大抽象及理論化。他不是說理論的研究沒有意義,因理論能讓人從高處鳥瞰全局,以能了解現實世界所面對的困難的性質。但研究所處理的問題,必須是一項實質上有意義要去解決的困難。我也同意他的觀點,在選取那個困難來研究解決時,可能一國兩制也會是不同的。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二零一二還是二零一七?

特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二零一二年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我希望作幾點評論。
首先是關於程序的問題。特首現在是按零四年常委會就附件一及二的釋法,就二零一二年的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提交報告。按該解釋。依零四年那一次的經驗,在特首提交報告後,常委會就會隨後作出一個「決定」來確定是否需要修改。
常委會作此決定的權力及安排,嚴格來說並不是直接載於《基本法》的條文內, 而是由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的條文時引伸出來。這也可以說是常委會直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行使的權力。
因此,《基本法》規定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前,或行使它在《基本法》特別有規定的其他權力前,得諮詢基本法委員會的程序規定,是不適用的。當然常委會在作此決定前,還是可以諮詢基本法委員會的,但它卻不一定要這樣做。若常委會連基本法委員會也不一定要諮詢的話,那更不用期望它在作此決定前,會再聽取港人意見。
接著是關於常委會在此決定所可以包括的內容。雖然今次特首提交的報告只是關於二零一二年的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但若常委會在此決定也包括二零一二年之後的產生辦法,那應是可以的。
一、若二零一二年的產生辦法作出了改變,那邏輯上二零一二年之後的產生辦法也必然會與零七及零八年的是不同的了。二、常委會作這決定所受的規限只是《基本法》的條文本身,而它又是有著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文的權力,那它所作的決定必不會違反它對相關《基本法》條文的詮釋的。
在零四年那一次的決定,常委會不單只是確定產生辦法是需要修改,它更有相當詳細的規定,包括了零七零八年不實行普選,及立法會內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占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在今次的決定,常委會很大可能也會不是單單確定二零一二年的產生辦法需要修改,而會包括一些實質的規定,問題只是它會包括多詳細的規定而已。但照理常委會必會因應特首所提出的報告內容,來在此決定中定出進一步的規定。
這就關乎在特首所提交的報告內容所定下的範圍內,及在常委會作出決定前,泛民主派及其他黨派尤其是自由黨還可以用甚麼策略來回應了。
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二零一二年實行雙普選的可能性。因特首在報告中說了以「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在香港開始凝聚共識,那麼若特首不能在二零一二年由普選產生,那立法會就必然不會由普選產生的了。但即使是在二零一二年特首是會由普選產生,但因有「特首先行」的原則,再加上報告中說「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是意見紛紜」,那差不多是為二零一二年實行雙普選判了死刑。
現在泛民主派的選擇是會否重蹈零五年的覆轍,因沒有雙普選而否決一切其他方案,還是在能儘快實現雙普選的前設,及在合理的情況及條件下,儘可能促成或接納妥協的方案。
先談特首的產生辦法,在特首的報告中,其中一個原因特首可能在二零一二年不能由普選產生,是「目前在立法會內支持二零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不足一半。」但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已公開表明自由黨是支持二零一二年實行普選特首,但提名的門檻必須是高一點,但卻沒有具體說明這高門檻的細節,而在二零一七年門檻是可以降低的。
在這一點上,泛民主派與自由黨之間的距離應是最近,兩方可考慮儘快達成共識方案,包括:一、確定二零一二年特首由普選產生;二、定出二零一二年提名的門檻要求;三、清楚定明會在二零一七年降低提名門檻的實質改變。
若能這樣做的話,泛民主派加上自由黨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如再有三至四位獨立議員的支持,那就必然超過立法會議席一半,甚或已可達到立法會議席的三分之二。那麼在二零一二年以普選產生特首的重要障礙就可移除,並以二零一二年的選舉模式為過渡,至二零一七年實現真正的普選特首。
就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方面,泛民主派與自由黨的距離相對上較遠,但也並不是不可以協調的。自由黨已公開表明接受功能組別議席的選民基數必會擴大,但其實在立法會中在一段時間內仍有功能組別議席並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現在因有分組投票的方式,令由功能組別產生的議員在議會中擁有超乎其代表性的權力,可否決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同意的決議。
另一問題是普選與功能組別產生的議員的數目仍是一樣,這也做成代表性不均的問題。故此,在下屆應至少把普選產生議員的數目大幅增加,改變兩者之間的比例,那亦能使將來功能組別順利淡出的機會增加。若按現在的形勢,二零一二年必不可以取消功能組別議席,因此泛民主派可考慮以此作為過渡至全面普選的安排,那也可能是自由黨可以接受的方案。
這方案可包括:一、取消分組投票;二、二零一二年增加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席數目;三、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數。若可以的話,或可加入第四項,二零一六年會取消功能組別,或是削減的數額和在二零二零年全部取消功能組別。
現在是香港實現普選的關鍵時刻,一是泛民主派是否願意接受不違背大原則下的妥協,另一是自由黨是否願意如在二十三條立法時,具時代承擔感地站出來,為推動實現香港全面普選,儘快開展商討及達成協議。

2007年12月15日 星期六

大學中的文化隔膜

這兩年香港大學有了不小的轉變。若走到香港大學圖書館外的小廣場,如不太在意,你可能會以為自己到了一所外國大學。你會看見一些外國學生或是唊著咖啡用手提電腦上網,或是三五成群地閒聊著。
在我的課裏,也有不少外國交換生,有來自歐洲、北美洲、澳洲、亞洲、南美洲的學生。但我感到本地學生與他們之間好像是存在著一堵不容易超越的文化差異的牆。
說是本地學生的問題,沒有主動去與國際學生建立關係,可能是對的。但說單純是他們的問題,也不能是對的。這問題必然是雙方面的。但也可能是環境的問題,因為不少本地學生到外國作交換生時,他們卻沒有問題投入外國學生的群體中。
當本地學生在一個他們熟識的環境中生活時,很自然地他們會以自己最舒服的方法來過生活,那就是用自己的母語去與其他本地學生交談。他們可能不太意識到周遭已多了很多國際學生。
有一位國際學生曾對我說,雖然本地學生在見到他欲參與他們之間的交談時,本地學生都會即時「轉台」用英語交談,但他已經感到一種隔膜存在著。可能因這種語言的障礙,令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較難混在一起。
香港大學是一個用英語教學的大學,但卻不是一個在英語環境下的大學。要改變這情況,那就可能要把國際學生的數目進一步增加至超過一定的比例,那麼才能把整個香港大學的環境真正的國際化,讓本地學生即使在香港大學也感到如身處外國大學一樣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到那時或許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之間的文化阻隔就可以拉得近一點。

2007年12月8日 星期六

民主選舉的洗禮

港島立法會議席補選經激烈的選戰後,陳太終勝出。從個人的角度,我當然是支持陳太,但從民主選舉及民主發展的角度,是陳太還是葉太當選,其實意義都是同樣重要。
兩位前高官,因著不同原因離開政府,也因著不同原因,都希望透過選舉從新以另一身份進入香港政壇。陳太和葉太在選前選後,都表達了參與這次選舉對她們都是很特別的經驗。
以前在當高官時,她們都會有巡區接觸市民,但相比起在選戰時每天站在街頭「嗌咪」,向市民派單張、及伸手與市民握手,出席競選論壇,那經歷是完全不同。在以前,她們是高高在上,在下級官員精心安排下去到地區探訪,市民看著她們時都只能遠觀而難以親近。
但現在她們卻都要放下身段,用盡一切方法,向市民求取他們手上那關鍵性一票。她們亦因此可真正體會民情,及直接地知道市民對她們的看法。「嗌咪」時會有市民掉頭就走;派單張或伸手欲與市民握手時會遭市民拒絕;有時更會遭市民渴倒啋。之前曾蔭權參選特首也只是小嚐這種滋味,現在兩位前高官卻都深刻地體會到這種民主經歷。
也是這種這身份上轉移,正見証民主選舉的力量。無論你先前的政治立場是如何,參選人都不得不理會市民的看法,而看兩位的政綱,其實在大問題上分別很少,那也可看到選舉必會導致參選人都走向市民所真正渴求的。
今次她們以前高官的身份參選,向香港的商界及政界中人發出清楚的訊息,那就是無論你在政治、經濟、及民生的立場是左、中或右,最終你也必須接受此民主選舉的洗禮。

2007年12月1日 星期六

四十世代

泛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失利,連不少多年在地區默默工作的第二梯隊都要敗下陣來。之後民主黨中一群第二梯隊的成員,以四十世代之名重申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委身及服務社區的決心。當中一員是民主黨司庫張賢登。
我與張賢發相識已有二十年,也同屬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四十世代。當年大家一起在學聯工作。在當選大專學界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後,我組織了一個學界諮委研究組,對基本法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在報章發表文章表達我們的意見。張賢登亦是研究組成員之一,之後他亦接任為大專學界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
在之後的二十年,我們走上不同的路。我進入了學術界,繼續對基本法及法治進行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而張賢登則積極參政,在政黨及地區努力不懈地工作。
雖然,我們站在不同的崗位,但相信我們這二十年來對香港的情卻都沒有轉變。我們這一群四十世代,在八十年代入讀大專,經歷過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法起草、八八直選的爭議、八九民運的衝擊,二十年來,我們並沒有溜,也沒有投機地拿一個外國護照,我們只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建造更美好及民主的香港和中國而打拼。
當然人生並不會天色常藍,香港建構民主之路亦是荊棘滿途。我在這裏寄語張賢登、他的戰友及所有香港的四十世代,我們都已進入了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雖然我們都不再年少了,但我們還有很大的動力,我們也累積了二十年的經驗,只要我們的心不老,志不死,不用轟轟烈烈,我們還是可以為香港與中國的藍天添上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