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務實。夢

最近到奧地利參與了一個關於憲政與法治的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如何以憲政及法治去處理社會內由文化及宗教分歧而引發的衝突。這研討會與一般學術會議並不相同，重點不是在會議中讓參與者發表他們的論文，而更著重於要參與者積極討論和交流。
這研討會的參與者來自非洲、亞洲、歐洲及美洲。當中有基督徒、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也有無神論者。參與者中有法官、政治家、律師、法律學者、新聞學者、政治學者、牧師、人權組織成員等。研討會討論了不少國家制定憲法和實施憲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種種困難。討論的個案包括了南非、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尼日利亞、印度等。其中有關南非討論尤其深入。
南非因種族隔離政策長期遭國際社會孤立，而社會內部的種族及部族的衝突亦極之嚴重。在九十年代初白人政權終於願意結朿種族隔離政策，而南非社會亦開始了多種族磋商制定新憲法的歷程。在一九九六年新憲法終通過實施，到今已實施了十年。南非由頻於內戰及分裂的社會，至今社會大體能回復和諧及穩定，當中最關鍵的是社會內的各個社群，無論是在種族、宗教或語言有差異的社群，都願意在最大的限度上包容大家的不同。
當然南非內部社會的矛盾並非已全部解決了，但由一個實施種族隔離的國家到現在全國大體認同了每一個人都在憲法下享有平等的人類尊嚴和權利，那無異是非常大的突破。在研討會討論到的其他國家，它們的內部衝突不能和平解決，也是因為它們社會內的各個社群未能放下分歧，不願意作出那最大程度的包容。
回到香港，由八十年代初香港社會討論前途問題至今，一直困擾香港人的仍然是民主發展這老問題。在憲政上，無論是法治、廉政、司法獨立、或人權保障等方面，香港的水平在國際上都屬不差的。但唯獨在民主發展方面，即使香港在人民的素質、憲制配套(如法治)、及經濟發展程度等實踐民主的客觀條件上，都完全能支持即時實行全面的民主選舉，但到如今我們實現全面普選的日子仍是遙遙無期。
由八八直選、彭定康政改方案、臨時立法會、到五號報告書，香港內部明顯是分為了兩種意見。用以前的分類，我們可分為支持普選的民主派及反對普選的反民主派，而當中以工商界團體和親北京政府的組織為主。當然到了現在，《基本法》已有明確規定香港最終要全面實現普選，再經歷過零三年七一大遊行，這分類名稱已不再適用。堅持香港應全面實行普選並認為香港現在已可全面實行普選的可稱為民主理想派。由反對實行普選到現在接受了香港最終還是得實行全面普選，不過希望儘量把實行的日子推後或是加設各種條件的，可稱為民主緩進派。
參考各國處理憲政發展的經驗，以現在兩派還未願意以最大限度的包容去商討這困擾香港的問題，香港的民主及憲政發展必會繼續的停滯不前，且內部的矛盾甚至在未來的日子會加劇。我在這裏呼籲兩派是否都能放下歧見，以最大程度的包容去改變成為民主務實派呢？(很吊詭地，在現今香港的政治環境，提出要務實可能是最不務實的，甚至會被人視為幼稚。)
民主理想派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是香港社會內對即時實行普選仍存在極大的阻力，再用「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策略，那是難以爭取到最大的社會共識的。從南非及其他國家的憲政經驗，能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才是最為重要的。若民主理想派能拋出一個比另一方更為保守的時間表，那是另一方所難以提出合理理由去拒絕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最大程度的包容。
至於民主緩進派，在過去十多年已喪失了時機去充份利用其擁有的社會資源來拓展其政治影響力，也必須認真面對香港有超過一半人口是積極支持全面及即時實行普選的訴求。《基本法》內有關財政預算及低稅政策的規定已可確保香港不會變為一個西方式的福利社會。若他們能明確接受一個合理的時間表，把握時機開拓其社會影響力，在全面實行普選後，其執政的機會不會比民主理想派為低。這也是我所說的最大程度的包容。
從南非的經驗，一位具承擔及遠象的政治領袖如曼德拉對能促成社會共識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要求曾蔭權能如曼德拉般在香港社會發揮相同的政治影響力未免是對他要求過份了一點。但曾蔭權在香港憲政發展的路上，無異因著歷史奇妙的安排而踏上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他當選第三屆特首差不多可說是已成定局了；他的政治生涯亦將進入他人生最高且是最後的階段。在未來的五年，他個人的角色應仍是難有人可替代的。這都為他造就了一個帶領香港在憲政發展上邁出關鍵性一步的時代契機。
正如曾蔭權在他今年的施政報告所說：「在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共同努力下，通過理性溝通和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我們一定能夠把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問題妥善處理好。」若他能果敢地提出一個明確時間表(無論是2012或是2017)，而民主理想派及民主緩進派都願意以最大程度的包容去接受這時間表的安排，那中央政府理應是不會阻撓香港的民主發展的。
說了那麼多，可能也只是癡人說夢，幸好在大學象牙塔內還可容得下一些癡人去說說夢話，也好去在夢中見到香港終於可全面實行普選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