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的終極任務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曾蔭權當選第三屆特區行政長官，這代表著香港憲政正式進入了另一個新時代。
我曾作過如此的描述說，香港憲政新秩序的第一章是由特區成立至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董建華擱置二十三條立法為止。第一章的特點是中央政府以較被動的方式來主導香港的事務，中央主要是把治港任務交託一位得其高度信任的人出任行政長官，由他作中央利益的代理人。第二章是由七一大遊行後至曾蔭權當選行政長官為止。第二章是特發及過渡性的。中央政府為了防止香港內部管治失控而改變了策略，由被動變為主動，作出了一系列行動平伏香港的不穩，並以曾蔭權替代了董建華。(見《香港憲政新秩序第三章的序言》，信報，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第三章是由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開始。但我只稱曾蔭權當選第三屆特區行政長官前的一個階段為第三章的序言，因一個真正屬於曾蔭權的時代要等他當選第三屆行政長官這時候才算正式開始。在作為董建華餘下任期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實在要背負太多由董建華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包袱；且為要爭取連任，他也要在很多方面作出妥協。
《基本法》是一部有著發展特性的憲法，這是指它本身已預設了一個發展的階段性在其條文內。最明顯不過是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會以普選產生。這即是說，《基本法》已預先設定了香港特區的憲政必會分為多個發展的階段，而最終會達至一個終極的階段。
以這去理解，我們就可看到屬曾蔭權時代的第三章的獨特意義。這一階段必會在曾蔭權任期完結時結朿，除非中央能找到一位與曾蔭權相類似的人去出任第四屆行政長官，即是一位有長期文官背景及高民望的人。但現在特區政府內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相信在未五年內也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人。
因此第三章也必然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或是《基本法》所預設的發展階段中的其中一個，問題只是這第三章所會過渡至的第四章是否也是另一過渡或發展階段，還是會是那一個《基本法》已預設的終極階段。換句話說，第三章的特性其實是取決於第四章的特性。
由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開始，香港已進入了一段非常非常長的過渡時期。直至現在為止，這過渡時期還未結朿。要經歷過渡本身並不必然是問題，但香港所經歷的過渡期卻產生極大的不穩定及疑慮，因我們根本不知道這過渡期要到那時候才結朿。香港人在過去的四分一個世紀都是處於這種無休止的過渡期中。
對曾蔭權來說，最大的挑戰莫過於他如何以他在第三章時期的施政去塑造接著的第四章，這也可以說是他對香港所要負起的最重要的歷史任務。但這第三章可以如何去寫才能為這無休止的過渡期尋到一個終結點呢？在初出任補選的行政長官時，曾蔭權起先是希望作各方政治勢力的協調人，拉攏泛民主派及保守派達成政改的協議，但最終因五號報告書被泛民主派否決，他也得重新定位，以「親疏有別論」來整合管治聯盟，與泛民主派因此關係變得疏離甚至敵對。
但相信在這新的階段，曾蔭權較緒之前的時候，在客觀及主觀的因素上，他都會有更大的空間去創造這歷史契機的。在客觀因素上，爭取連任的壓力已消失，那麼他在中央面前不需要繼續那麼逢事必恭入敬了。我不是說他可以妄顧或不尊重中央的意願，因他也深明中央的支持是其管治的基礎。但中央也不可能隨便動用罷免他的權力，如處理董建華一樣，因中央這樣做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亦必然是非常大的。那即是說，在處理政改的棘手問題時，他不會完全自主，但他也不會是沒有空間在中央、泛民主派及保守派之間游走的。
此外，這一次他是在有競爭下的選舉中以高票數及高民望下當選，這使他所能享有的政治認受性較之前為高，他與管治聯盟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亦會因此有所提升。曾蔭權並且取得了選任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管治班子的權力，這也能擴大他的自主空間。這些都可以使他不用太顧慮保守派的施壓，甚或能反過來要求保守派作出更大的妥協。
但最大的轉變卻應是來自曾蔭權自己本人的主觀因素。經歷過這一次半直選式的行政長官選舉洗禮：有政綱、有形象塑造、有競選口號、有街頭派單章、有家訪、有辯論、有向公眾拉票、有直接受市民質詢等，曾蔭權本人的心理質素看來已有了質的轉變。
正如他自己在最近的《香港家書》所言，過去他自視為社會精英，閉門作決定後就告訴市民已為他們做了最佳的選擇，大家不用再討論了。當受到市民批評時，他少問自己為何會與民眾脫節，反而會問為何市民不明白自己為香港好的一 片苦心。但他明確表示這精英式的思維是時候要作出修正了。
若他真能做到「走出去」，即走到民間，施政真的是由下而上，那他與泛民主派及普羅市民之間的分歧必可減少，距離也必可拉近，有更大機會嬴得他們的信任及支持。
曾蔭權對香港所可能有的最大項獻莫過於為香港已有四分一個世紀的過渡期劃上一個句號。即使接著的第四章並不是終極的階段，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在第四章後的那一章會是終極的一章，以結朿香港人這幾十年來的迷妄及無助。若曾蔭權能如此的「做好這份工」，完成這終極的任務，他在香港的憲政歷史上的位置，肯定絕不會只是一位「打工的」那麼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