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國」為前提的「一國兩制」下的「兩制」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提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的說法。其實從很早期當八十年代中期《基本法》還在起草時，這種說法已存在，但只是中央一直不去把這觀點以那麼明確的語言表述出來。相對於「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的說法，就是「兩制」是「一國」的前提的說法。
前者我曾稱之為「一國兩制」的「一國論」，其中心思想是「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後者則稱為「兩制論」，其中心思想是接受「一國」只是為了使香港能維護及保存「兩制」，即香港有別於內地的特點，及使香港能自行去決定要走一條甚麼的路。這與「一國論」下對「兩制」的看法很不同，「兩制」只是要保障 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要那麼明確地去宣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這種「一國兩制」的官方詮釋，其實是始於在二零零四年初當香港還是在為零七零八普選的問題爭論不休時。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夏勇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國」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文章，把相類似的觀點提了出來。
今次是由半官方的渠道，提升至國家最高的層次，由國家主席把「一國兩制」的官方版本向各方表述清楚。之前全國人大常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發表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之說都是同出一源。
但為何中央要在現在以那麼高調地宣示這「一國兩制」的官方版本呢？我相信這是與中央對港的政策有所調整之故。當然這調整不是今天之事，而是在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不久已部署及開始進行了。現在所作的只是為了迎接將在香港出現有關政制發展的大討論，在事前先去定下界線。
過去中央是知道「兩制論」的存在的，但一直中央都不會那麼直接去宣示「一國論」，那其實是與「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套相當務實的政策有關。「一國兩制」並不是建基於甚麼複雜或高層次的理論，它完全是出於務實的考慮。要使台灣、香港及澳門的人民接受回歸，「一國一制」不可行，「兩國兩制」不可接受，「一國兩制」差不多是唯一的選擇。
在那種務實的策略下，中央不願爭持於一些原則性的說法，故一直容忍「兩制論」與「一國論」的說法並存，而不去特別把官方的理解表明出來。只要在具體問題上能取得共識，且特區在董建華治下大體能照顧中央在港的利益，那麼無謂的原則性之論爭變得沒甚意義。
但在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董建華的管治認受性陷入極度危機，中央再難依靠董建華作其在港的代理人，因他也是自身難保。換上了曾蔭權，靠著他個人的高民望，的確能拯救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認受性危機，但中央卻不能如對董建華般完全信任曾蔭權，故中央必須調整其對港的策略。把這「一國論」的觀點清楚表明，不單是要給香港市民知道，也是要讓曾蔭權知所進退。
很多親北京人士常說香港有些人還未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或《基本法》，導致《基本法》落實時出現問題，他們應就是指那些持「兩制論」觀點的香港人了。但無論「一國兩制」的官方版本是怎樣，或是香港有多少人對「一國兩制」有錯誤的認識，「一國兩制」出現了兩種不同甚至有衝突的理解，卻是一個無論是持「一國論」或是「兩制論」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的事實。這也不是由中央大員發表幾次講話就可以把這些香港人的想法改變過來的。他們會有這種對「一國兩制」的期望亦是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因素及意識形態的差別的。
因此現在對「一國論」或是「兩制論」的兩方面來說，問題都不是如何去使對方接受己方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而是在明白了對方對「一國兩制」是持有原則性差別的觀點時，大家是否還能共同解決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時將會面對的具體問題。
其實即使是在以「一國」為前提的「一國兩制」下，「兩制」也不是完全沒有自主空間的。香港多年以來發展出的法治制度，雖未足以規限中央對港的權力，但若中央繼續以純政治的考慮來處理《基本法》的條文的解釋爭議，尤其是在接著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如對「按民主程序名」的理解，中央所要付出的認受性代價將會是相當大的，因人們對《基本法》所可能提供的法律保護，及中央是否尊重《基本法》作為一份憲法性文件將信心大減。
香港人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已深切體會到香港的前路是可以掌握在他們手(腳)上的。以大遊行的方式來量化他們的訴告已成為了香港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假設中央不接受港人普遍對普選的訴求，那中央與特區政府的認受性都必須面對嚴峻的挑戰。
歸根到底，香港和中國都是處於現今全球化的影響下，在現今世界講求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政治大潮流之下，中央純然以「一國論」來處理中央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是難以取得香港人信服的。且若著眼從中國全局的發展去看，「一國論」背後那種政治單元的思維，在中國本身又還能夠維持多久呢？中央是否也應早日為中國本身的政治發展做好準備嗎？香港不正好是上天已為中國預備好的一個上好試驗場嗎？
因此，我冀盼中央政府中的有識之士可以看到這點，把對港的政策回復至以前的務實策略，著眼於解決香港與及中國的具體問題，而不要在原則性的問題上那麼執著。同樣地，在香港持不同觀點的人，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國全局的發展去考慮問題，而不只是在香港的年日問題上去爭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