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兩週本欄，我提出民主派可能要在此政制發展的討論中作出妥協或尋求與保守派之間達成共識。但因著民主派的結構，要這樣做並不會是容易及簡單的。民主派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組織，它只是指著一群持有相同的民主信念及渴求香港儘早實行全面普選的香港人。我且把民主派的結構(若有的話)以這圖表示出來。
在上一回五號報告書的爭議，是因為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綑縛的方式，使用了否決權，把五號報告書否決了。今一次的討論，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是否會採用相同的綑縛方式來部署，將會是民主派制定策略的第一個關鍵點。若有四至五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願意作有原則的妥協，那共識方案是有可能在立法會通過得到的。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中佔最多的是民主黨，跟著是公民黨，然後是一些小政團及獨立的議員。民主黨在今次的討論相信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實民主黨與中央的心結在民主派當中應是最大的，因有多位議員是支聯會成員，也長期與中央有紛爭，但這也即是說若民主黨議員願意作出妥協，那對大局的影響亦會是最大的。從一些民主黨議員最近的發言去看，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上週本欄我提出民主派若要與保守派尋得共識，那就得表明：一、不在立法會提出週年的平反六四辯論；二、接受在實行普選後進行二十三條立法；三、不要求在二零一二年就實行全面普選，可接受在二零一七年才實行全面普選。若這能由民主黨議員提出，那將具很大的象徵性意義。
反觀民主派的第二大黨公民黨，到現為止從他們的主要負責人公開的發言，卻看來仍會是堅持原則的，要在二零一二年就得實行全面普選，妥協的空間似乎不太大。在公民黨成立之前，其中四位都是法律界背景的主要成員初積極參與香港的政治討論時，很多人都期望他們因著他們的法律專業背景，會更懂得政治談判與妥協。但到了現在，他們反而是原則性最強的立法會議員。
筆者也屬法律背景，亦極之認同原則的重要性，也非常尊重堅守原則的人。但在複雜的政治環境及多元的社會裏，我們也要學懂把多項原則分出優先次序來。若是因著一些較次要的原則而犠牲了最根本的原則，那是相當不智的。
當然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除了幾位獨立議員外，還要取得其所屬政黨的認同才可作出妥協。各政黨內部(尤其是民主黨)的第三梯隊亦會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若急於要實行全面普選好讓他們有更多參選機會，而不贊同接受延後實行全面普選的妥協方案，那他們最終可能反而會損害了自已的政治前途。
能達到上述的情況已是不容易，但民主派議員及政黨卻不能代表公民社會中及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即使我提出上述妥協的建議，我也想像得到有不少民主派的朋友會說我太容易放棄原則，太容易去作出妥協。不客氣的甚至會說我是民主派的叛徒。因此民主派政黨若提出要妥協，他們不知道公民社會及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會如何反應。
民主派政黨並沒有廣濶及緊密的組織架構及群眾基礎，他們過去得大部分市民認同，只是因公民社會中持相同民主信念的組織及領袖和普羅市民，以有限的行動及力量(如參與遊行及投票)，來表達他們對這民主信念的認同，而非特別支持個別的政黨。因此，若公民社會與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不認同或不理解妥協的重要性，民主派政黨貿然去作出妥協，他們可能連僅有的民眾支持也會失去了。
最困難之處是民主派政黨很難掌握公民社會及普羅市民在現階段是否認同他們去作出妥協。簡單清楚易明的訴告如要在二零一二年就實行雙普選，那是較容易動員市民去表態及支持。但涉及複雜的計算、談判、討價還價、及妥協，那就很難向公民社會的各組織及領袖交待得太清楚，更難的是去使普羅市民都可以明白整個過程和涉及的複雜考慮。基於此，民主派政黨可能不敢首先去提出妥協的建議，因那可能被視為出賣了民主的理想，損害政黨的政治前途。
要突破這困局絕不容易，我只能在這裏提出一些建議。對公民社會中的民主派組織及社會領袖，民主派可透過民陣或民主發展網絡這類鬆散的網絡團體，組織像以前民主派舉行過的「高山大會」，集合公民社會及政黨的領袖一起商討策略，就政制發展在公民社會間取得共識，對要與保守派作出的妥協定下底線及具體方案。
當然民主派中的議員、政黨及公民社會組織，必然會不有一些是不認同妥協的，但願意作妥協的及不願作妥協的都不應視對方為敵人，大家只是意見及策略不同的朋友而已。但若能有一定數量的民主派議員、政黨及公民社會組織及領袖，勇敢地站出來帶領民主派去與保守派開展尋求妥協與共識的商討，並把相關的訊息向普羅市民絴細解釋以爭取他們的認同，那取得共識的機會還是有的。關鍵是整個過程都必須是公開的，民主派政黨及領袖不能與保守派作任何枱底的交易，不然那會破壞民眾對他們的信任，他們最終也就不能使整個社會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取得共識的。
我希望在今次政制發展的討論後，民主派這名詞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號，因香港已有清楚的路線，在未來日子實現全面普選，民主的體制得以在香港初步建立來。到了那時候，香港的政黨就要把焦點放在經濟及社會政策上，以他們在這些方面的信念、政策建議及工作來爭取市民的支持了。
在上一回五號報告書的爭議，是因為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綑縛的方式，使用了否決權，把五號報告書否決了。今一次的討論，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是否會採用相同的綑縛方式來部署，將會是民主派制定策略的第一個關鍵點。若有四至五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願意作有原則的妥協，那共識方案是有可能在立法會通過得到的。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中佔最多的是民主黨，跟著是公民黨，然後是一些小政團及獨立的議員。民主黨在今次的討論相信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實民主黨與中央的心結在民主派當中應是最大的，因有多位議員是支聯會成員，也長期與中央有紛爭，但這也即是說若民主黨議員願意作出妥協，那對大局的影響亦會是最大的。從一些民主黨議員最近的發言去看，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上週本欄我提出民主派若要與保守派尋得共識，那就得表明：一、不在立法會提出週年的平反六四辯論；二、接受在實行普選後進行二十三條立法；三、不要求在二零一二年就實行全面普選，可接受在二零一七年才實行全面普選。若這能由民主黨議員提出，那將具很大的象徵性意義。
反觀民主派的第二大黨公民黨，到現為止從他們的主要負責人公開的發言，卻看來仍會是堅持原則的，要在二零一二年就得實行全面普選，妥協的空間似乎不太大。在公民黨成立之前，其中四位都是法律界背景的主要成員初積極參與香港的政治討論時，很多人都期望他們因著他們的法律專業背景，會更懂得政治談判與妥協。但到了現在，他們反而是原則性最強的立法會議員。
筆者也屬法律背景，亦極之認同原則的重要性，也非常尊重堅守原則的人。但在複雜的政治環境及多元的社會裏，我們也要學懂把多項原則分出優先次序來。若是因著一些較次要的原則而犠牲了最根本的原則，那是相當不智的。
當然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除了幾位獨立議員外，還要取得其所屬政黨的認同才可作出妥協。各政黨內部(尤其是民主黨)的第三梯隊亦會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若急於要實行全面普選好讓他們有更多參選機會，而不贊同接受延後實行全面普選的妥協方案，那他們最終可能反而會損害了自已的政治前途。
能達到上述的情況已是不容易，但民主派議員及政黨卻不能代表公民社會中及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即使我提出上述妥協的建議，我也想像得到有不少民主派的朋友會說我太容易放棄原則，太容易去作出妥協。不客氣的甚至會說我是民主派的叛徒。因此民主派政黨若提出要妥協，他們不知道公民社會及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會如何反應。
民主派政黨並沒有廣濶及緊密的組織架構及群眾基礎，他們過去得大部分市民認同，只是因公民社會中持相同民主信念的組織及領袖和普羅市民，以有限的行動及力量(如參與遊行及投票)，來表達他們對這民主信念的認同，而非特別支持個別的政黨。因此，若公民社會與普羅市民中的民主派不認同或不理解妥協的重要性，民主派政黨貿然去作出妥協，他們可能連僅有的民眾支持也會失去了。
最困難之處是民主派政黨很難掌握公民社會及普羅市民在現階段是否認同他們去作出妥協。簡單清楚易明的訴告如要在二零一二年就實行雙普選，那是較容易動員市民去表態及支持。但涉及複雜的計算、談判、討價還價、及妥協，那就很難向公民社會的各組織及領袖交待得太清楚，更難的是去使普羅市民都可以明白整個過程和涉及的複雜考慮。基於此，民主派政黨可能不敢首先去提出妥協的建議，因那可能被視為出賣了民主的理想，損害政黨的政治前途。
要突破這困局絕不容易，我只能在這裏提出一些建議。對公民社會中的民主派組織及社會領袖，民主派可透過民陣或民主發展網絡這類鬆散的網絡團體，組織像以前民主派舉行過的「高山大會」，集合公民社會及政黨的領袖一起商討策略，就政制發展在公民社會間取得共識，對要與保守派作出的妥協定下底線及具體方案。
當然民主派中的議員、政黨及公民社會組織，必然會不有一些是不認同妥協的，但願意作妥協的及不願作妥協的都不應視對方為敵人，大家只是意見及策略不同的朋友而已。但若能有一定數量的民主派議員、政黨及公民社會組織及領袖，勇敢地站出來帶領民主派去與保守派開展尋求妥協與共識的商討，並把相關的訊息向普羅市民絴細解釋以爭取他們的認同，那取得共識的機會還是有的。關鍵是整個過程都必須是公開的，民主派政黨及領袖不能與保守派作任何枱底的交易，不然那會破壞民眾對他們的信任，他們最終也就不能使整個社會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取得共識的。
我希望在今次政制發展的討論後，民主派這名詞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號，因香港已有清楚的路線，在未來日子實現全面普選，民主的體制得以在香港初步建立來。到了那時候，香港的政黨就要把焦點放在經濟及社會政策上，以他們在這些方面的信念、政策建議及工作來爭取市民的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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