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政制發展綠皮書系列之三:尋索政改共識之路

在上星期本欄，我以博弈來看民主派與保守派在實現全面普選的問題上可能出現的互動關係。我提出雙方都可能要作出妥協，因妥協是能使雙方都得益的方法。
不過博弈與妥協卻未必是在社會中持不同意見者共處最理想的一種關係，因雙方仍視對方是競爭對手，還是以計算得失去盤算部署。妥協只是為了使自己的目標能有更大可能及以最大程度達到的手段。
一個更理想的關係可能是如唐英年司長所說，要在社會凝聚共識，建立一種共識的關係。妥協與共識的分別在於共識是在不損及自己的根本目標下，盡力去明白及接受對方的顧慮及根本目標，找出一個能同時滿足雙方的基本目標的共識方案。
因此，要尋索共識，一方面要認清那些是自己的根本目標，那些是引伸或次要的目標；一方面是也要明白對方的顧慮及他門的根本目標。前者是必須透過深入的自省來達到，後者則是要在互信下透過坦誠的溝通來達到。
筆者對民主派認識較深，因自覺亦算是一名民主派。在上週本欄我已初步分析了民主派的目標優先序。民主派因相信這是人的基本權利，故認為政制發展最根本的目標應是在香港實行符合國際公約要求的民主選舉，也就是我在之前文章所說的全面普選。在甚麼時候實行全面普選是重要，也是愈早愈好，但為了使全面普選能最終實現得到，時間應是次要。
也即是說在尋求政改的共識，實現全面普選是根本，若任何方案使香港不能實現全面普選，那是絕對不可以接受，是不容妥協，也是難以納入為共識的。但若在確立了這根本的目標後，時間卻是可以商討。民主派得先明白保守派不認同香港在二零一二年就實行全面普選的顧慮是甚麼，及如何在實行全面普選的時間上與他們達成共識。
按我的了解，保守派對實行全面普選有四種顧慮，按優先序是：一、全面普選會選出中央不能接受的人出任行政長官。二、立法會會給反對中央的黨派控制，通過一些反中央的決議或法律。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中的黨派會為了爭取選票，會過於強調福利主義，通過一些損害自由經濟及營商環境的法律及政策。四、工商界沒有充份的時間準備參與全面普選。
中央對民主派第一及第二種顧慮是始於八九六四。記得八九六四之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八八年公布基本法第一稿及完成第一輪諮詢後，與民主派曾有一段蜜月期的。很多在現在版本中較寛鬆的條文都是在那時期加進去的。即使到了八九六四之後，這些條文也沒有被拿走。從這看到民主派與中央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因此，關鍵只是在於六四。就讓我們重新思索六四的問題。即使以香港那麼小的地方，要進行政制改革也是那麼困難重重，我們可以想像中共要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會面對多大的困難。既然現在主事的已不是八九當年的中共主事人，繼續糾纏在形式上要求平反六四，其實對雙方都不是有利。
我不是說要忘掉六四，而是說不要執著於要形式上去強調中共在六四的錯誤。一個我相信會有利於釋去中央在這方面的疑慮，就是立法會中的民主派議員承諾不再提出週年的平反六四動議，但民間仍可繼續舉行週年的記念六四的活動。
民主派當然可以繼續原則上支持中國進行民主化及政治改革，但拒絕去尊重共產黨是現在合法地管治中國的唯一政黨，那也沒有實質意義的。民主派若能停止使用「結朿一黨專政」等帶挑釁性的口號，那是會有利取得共識的。其實讓香港能儘早實行全面普選，為中國爭取實踐民主的第一手經驗，那對中國進行民主化及政治改革有更實質的作用。
不可否認，二十三條立法也是中央的一個心結。如民主派能接受在進行普選後就開始進行二十三條立法，以特區政府在擱置二十三條立法前已作了多項妥協的版本為起點，經更絴盡的諮詢程序，以分階段的方式來進行二十三條立法，那應可平衡雙方的顧慮。
保守派的另外兩個顧疑其實都是源自工商界。這兩點顧慮其實不太難處理。在民主派當中，很多在經濟及社會政策上並不持所謂的福利主義，可能與工商界的想法相差不太遠。一個可能取得共識的方案是不在二零一二年取消功能界別，但卻加進三種安排：一、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二、增加十至十五席地區直選議席，改變兩者的比例；三、取消分組投票。民主派在這安排下已可能在2012 年取得過半議席，工商界從實際運作上就可知道他們的利益不會因減弱工商界在建制的影響力而受到損害。
當然保守派得明白民主派與近六成的香港人是長期及強烈地希望香港能儘早實現全面普選。若保守派拒絕去滿足民主派這在《基本法》已承諾了的期望，或是長久地去拖延，那對香港整體都是不會有益的。香港將要用更長的時間在政制改革的問題上繼續耗下去，政治動盪也必會出現。
若民主派及保守派都能透過明白對方的顧慮，在這些問題上取得共識，那共識方案可能是我在上兩周的文章提到的方案二A及方案二B。那即是行政長官的選舉在二零一二年的那一屆採用半普選模式，即在提名程序上設置高的提名門檻或有預選或篩選的程序，在二零一二年後的第一屆實行全面普選。立法會的選舉在二零一二年的那一屆採用非普選模式，但加進上述的三點安排，在二零一二年後的第一屆實行全面普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