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撰文提出「佔領中環」的建議後，收到一位年輕人的電郵。在電郵中，他說他和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很死心，每次到外地旅行回來，只有更不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在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他「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有另一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正在發夢，但他就好像在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中，讓自己的夢接上了我的夢，但那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了出來。
在我提出建議後，在香港社會實在地已引起了很大關注，無論是支持、反對或仍抱觀望態度的。不少人問我為何會這樣呢？我在寫那篇文章時，根本不能預見文章會產生這樣的社會後果，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能產生那麼大的關注，正是由於不少人都有著之前兩位年輕朋友的反應。
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不少爭議，由二十三條、零七零八普選、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一二年特首選舉、反國教科等，不少香港人感到愈來愈強的政治無力感。票是投了，街也上了，但政治及社會局面仍是那麼鬱悶，那種政治無力感更是愈益沉重。當看到我的建議，即使那真的是有一些天馬行空，但卻又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有心人」，那讓眾人至少不再感到那麼政治無力，帶來了希望與轉機，因此大家都願意討論如何落實這建議，引爆出一場沒有人預見得到（包括我自己）和還未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潮。
「佔帶中環」為何能產生賦權(empowerment)的作用呢？這就來自整個計劃的設計及社會運動的性質相配合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能量來自以下四個元素的相乘：一、人數；二、
代價；三、計劃；四、 陽光。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促使改變現有政策或制度。社會行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是要改變其他人的取態，從而迫使政府讓步。
「人數」是最容易明白的，過去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就是以「人數」的量去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去迫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社運就不斷重覆用「人數」的量去生產政治能量，這也是為何每次大遊行後都就統計參與遊行的人數產生那麼大爭論。但各人在參與大遊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有限，即使能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但能否足夠使北京政府履行「真普選」的承諾，我是有疑問。對一個有足夠政治道德自省力的政府，或許可以，但對北京政府或梁振英政權，我卻沒有信心。「變相公投」的效用成疑也是相同道理。
我提出「佔領中環」要參與者參訂誓約、堵路並要承擔罪責，就是在方程式上加大「代價」的值，當然人數也不可以少，故起碼要有一萬人應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推動政改的大山。但這還是不足夠，因「佔領中環」行動其實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社會心理戰。若只是有一萬人（甚或更多）在某一時刻衝出馬路佔據中環要道，所產生的能量只在行動的那一刻才釋放出來；但若人數不多、堅持度不夠、或使用了武力，都會削減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要使政治能量聚焦、放大、放射，那必須要有很細密的「計劃」才能做到，並不是一群人興之所至激情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少人認為我提出參與「佔領中環」的種種規矩是太過理想和天真，但我卻說它們是基於很實際的考慮，若沒有行動前細密的「計劃」，行動失敗的機會反會更大。或許這會在招聚一萬人上有困難，但若只求一萬人的「人數」而沒有好好的「計劃」，那反會自招失敗。
但若能有週密的「計劃」，政治能量和政治壓力得以聚焦、放大及放射，有可能不用真的走到中環的街頭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正式行動前的宣誓儀式、商討日、演習、如何處理即場參加的人及現場的紀律等，都是要透過細密的「計劃」去把總的政治能量在正式行動前已聚焦、放大及放射出來。「佔領中環」不是為了攪一場政治「演唱會」，要一定舉行才算成功。若能取得政治成果，要否真的要去佔領中環是並不重要。
「陽光」也即是透明度，它能令整個行動的認受性增加，把政治能量進一步放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防止已儲聚的政治能量被分化甚或瓦解的重要元素。一零年的政改，正是因沒有足夠的「陽光」，令泛民主派陷入了分裂。但若整個行動的計劃過程都在「陽光」之下，即使對手可事前已掌握行動的所有部署，只要「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能量夠大及能維持得到而不被分解，最終仍是會成功的。
我們手上已有了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你是否願意和敢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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