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官員在想甚麼?

食物安全中心和食環署官員明知裕華國貨有出售在內地出了問題含蘇丹紅的「神舟」鴨蛋，但卻沒有即時公佈，更向外指稱「神舟」鴨蛋沒有供港，還呼籲市民毋須擔心。官員把有關鴨蛋送往化驗，只是到了化驗報告公佈前的一晚才發出新聞稿証明裕華國貨有出售「神舟」鴨蛋。翌日再公佈裕華國貨出售的「神舟」鴨蛋有樣本含蘇丹紅。
官員決定在化驗報告公佈前刻意不去披露裕華國貨有出售「神舟」鴨蛋這事實，致出現前言不對後語，是連他們的頂頭上司衛生福利局局長周一嶽也被蒙在鼓裏。本文不是要去批評這些官員的做法，而是更想去明白為甚麼他們要這樣做。
我們假設這些官員都是經過一個理性的程序和理性的思考過程才決定這樣做的。理性的程序和思考是指他們在計算及評估了這決定對香港、特區政府、部門本身、官員本身的利幣得失後，才會作出這決定的。我們也假設這些官員的判斷能力是達合理的水平，不然他們也不應可以進升至現在的位置。
但在談那些可能是他們今次決定背後的真正原因前，我們要先排除一些不可能的原因。因循很多時候會是官員作出一些不合理決定的原因，但因食物安全中心只成立了幾個月，應還沒有太多的先例和既定做法讓他們來跟從。也有人批評官員在今次事件的危機意識不強，這也不應是今次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因在今次事件發生前，已發生了多次內地及外地入口食物出現問題，他們應能醒覺到問題的嚴重性的。
那他們可能是基於甚麼原因作出這決定呢？第一個原因可能是官員們不想在還未驗出鴨蛋是真有問題就公佈消息，在市民中做成不必要的恐慌。若化驗結果出來是鴨蛋沒有問題，那公佈不公佈裕華國貨曾有出售「神舟」鴨蛋對市民是沒有實質影響的，故官員不希望市民過早作出過敏的反應。
若真是這原因的話，那背後的思維和假設是甚麼呢？那是官員認為市民只需要要知道他們所需要知道的，而官員認為他們自己是比市民本身更清楚市民是需要知道些甚麼，故是由官員去決定市民需要知道甚麼。換句話說，官員對保障市民的知情權是不太積極的。知情權是指在一般情況下市民有權知道他們所想知道由政府所掌握的資料。這種心態也可能解釋了為甚麼香港到現在為止還未如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般制定資訊自由法，保障市民的知情權。
這一個原因有另一個思想假設，若讓市民知道社會可能出現了問題，市民的反應必然會是過敏的。市民回應的行為與問題實質的嚴重性很多時候是超乎比例的，甚至會出現不理性的過激反應。因此，官員的想法可能是還未到必要的時候，最好也是不要讓市民知道問題存在好了。
這思維的背後是反影了另一種對香港市民的素質和能力的不信任，市民是不懂作出適當的選擇的。這思維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在香港民主化的問題上，中央和特區政府不也是如此的想嗎？即使給了香港全體市民選特首的權利，他們也不會懂得作出適當的選擇的，因此在他們還未懂作出適當選擇前，還是不要給他們那麼多知情權和選擇權好了。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官員擔心一旦公佈了消息，市民的反應必然會影響市場的運作，商戶的利益必然會受損。如上所說，市民的反應很多時候都會與問題真實的嚴重程度不合乎比例的，故在未確認問題存在前，或經確認後問題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嚴重的話，官員認為應採取對市場影響最少的措施，也即是不要把問題存在的可能性讓市民知道。
這想法其實可能與特首之前所說的「大」市場小政府的說法不謀而合。政府應儘量讓市場自行調節；政府有責任保護自由的市場，尤其是市場中商戶的利益。故對市場有負面影響但對市民實質利益沒有損害的資料是不用公佈的。這實是一種「市場大過天」的思維。可能官員也擔心若把消息公佈了，而化驗報告出來卻是沒有問題的話，受影響的商戶可能向政府提出索償的要求。
第三個原因是官員們可能知道若鴨蛋真的驗出有問題，政府也是沒有權力禁售和強制回收的。這法律上的漏洞可能是由於在過去立法時，因各種原因而有所遺漏。如鴨蛋最終驗出是沒問題，但在化驗結果出來前已把有關資料公佈，那就不必要地暴露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惹來各方的批評。官員可能視儘量避免政府受批評也是他們的責任之一。
最後一個原因可能是在鴨蛋化驗報告出來前，國家質檢總局的官員已公開指「問題蛋沒有供港」。即使官員知道國家質檢總局的官員的資料是錯誤的，若鴨蛋化驗報告出來是沒問題的話，那公佈與否對市民是沒有實質的益處或壞處；但把裕華國貨有售「神舟」蛋這事實在事前公佈，那就會不必要地令國家機關的官員尷尬了。這或許是特區官員在一國兩制下要儘量維持與內地官員和諧關係的思維。
我不是說這些真是官員作出今次決定的原因，我也無從知道。我只是以理性的思考和假設來嘗試了解官員們在想甚麼。但若我所推斷的是接近事實的話，那麼我們這些假設具一定能力的官員就是經深思後熟慮後才作出今次的決定的。今次事件就並不是個別官員或部門的決策錯誤或判斷錯誤的問題了，而是在特區政府的官員中已存有某一種深層的思維模式和假設，致他們會作出連一般市民都會認為是奇怪和愚蠢的決定。要解決這問題就不是懲處個別官員那麼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