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8日 星期三

中國法治的遠景與盼望

「人啊!人」是在八十年代讀大學時看過的中國傷痕文學小說。已差不多記不起內容是甚麼了,只記得是關於文革時及文革後的幾年一群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最近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的舞台劇,有機會重温作者戴厚英所描述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在文革時那一段悲慘的歲月。當然人到中年再看時的感受與在還是讀大學時的感受是很不同的。
故事是穿插於主角們在他們的大學歲月時所經歷到理想受現實衝擊的幻滅與堅持,和他們在到了中年重遇時百感交集及反思的片段。在看「人啊!人」的舞台劇時,其實自己也好像故事中的主角們般跳進兩個人生階段的交錯思想中。在初讀這本小說時,自己正是大學法律系一年級學生,對法律與對人生所知都只是皮毛。對小說中談到文革時的無法無天;文革後法律制度重新建立時,幹部們仍視法律為可有可無的管治工具;及男女主角相信法律最終是可以保護他們的;感受其實都並不太深。
但今天已是二十多年後,自己在大學教授法律也快要踏入第十七個年頭了,看看作者戴厚英所描述的中國社會,比對今天的中國社會又有多大的轉變呢?當然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實在不用擔心「無法」了,因在各個領域都已有大量的法律規管。法律也不只是可有可無的管治工具,法律已成為中國管治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
但與八十年代初相比,法律能否已做到規限政府官員的權力,達到法治中「以法限權」的層次呢?從最近很多的報道關於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強行徵收農地以作發展,在農村做成極大的衝突,但受影響的農民卻苦無伸訴之地,我們就知道中國的法治情況是怎樣的了。
法律又能否做到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達到法治中「以法達義」的更高層次呢?從程翔被拘禁超過一年到最近受審並被判有罪,我們更知道中國的法治離理想還是那麼的遠。
文革後的法律現代化與文革時代的無法無天狀況是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但經過四分一世紀的法律現代化工程,中國的法治頂多只是較開始時作了一些量變,而還未曾發生更進一步的質的轉變和提升。要有質變的關鍵是在於甚麼呢?
香港的大學現在多了很多從內地來的學生。有一次在參與國際會議時,與一位內地的法律教授在閒談中談到香港大學和內地大學收生的情況。他說內地的一些著名大學在收生時一定不可以設有面試而只能單看考試的分數,因若不然所有的高官子女都會進了這些大學。還有他問到香港大學在錄取內地的學生時,內地的官員若來打聲招呼是否有用。
在上星期有機會與一位來自內地的法律碩士生談到中國的法治。他說法治要在中國建立起來實在難,那是因著人的心實在還未能明白和接受。
那關鍵就是這位內地碩士生所說的人心,也是我常說要公民具有法治的人民素質。在法治建設的討論,很多時候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建立相關的憲制架構如權力制衡、司法獨立、人權法及法律援助等。但所有憲制架構都最終是要由人去運作,沒有具法治意識的政府官員、法官、律師和最重要的廣大民眾,任何完善的憲制架構都只會是徒具外表。但中國真的沒有這種公民嗎?
對這點我仍是存有盼望及信心的。從我所接觸的一些內地官員、學者和學生、包括了那一位內地碩士生,我看到很多都已是具備了這種法治意識的素質的。當然這都只是一種感覺,我並沒有客觀及全面的數據。但過去二十多年的法律現代化也並非只是一些外在的改革,人心裏面的轉變我相信始終是有的。
我更相信這人心的轉變所要經歷的時間並不要如西方社會建立法治精神所需幾個世紀那麼長。一是因為西方社會的經驗已可作中國的借鏡,省卻了很多試驗及失敗的時間。另一方面在現今資訊爆炸的世代,時代巨輪所帶動的社會及所處當中的人的轉變,較之上幾個世紀是以幾何級數的幅度來加速的。再者,在現今的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社會與社會之間的距離、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都是拉得近很多,相互的影響亦會強烈得多。
我看這人心向法治的轉變在中國未來的十年是會有相當大的變化,而我們是要等候一個時機去把整個制度作出更根本的質的改變。人心若還未準備,即使時機出現了,轉變亦不會發生或只會相當短暫(如八九年的六四)。人心即使準備了,我們還要靜心等候適當的時機,也要隨時警醒那時機的來臨。
這時機會何時來到,我不知道。但當時機來到時,一群心已準備好的人所會為中國社會帶來的改變是難以估計的。當然我們也得裝備自己以讓自已在時機來臨時能為這轉變作出貢獻。這是我給那內地碩士生的勉勵,這也是我自己的立志。
「人啊!人」中的女主角有一位十四歲的女兒,她不大明白大人們所經歷過文革的那一段歷史,但她由出生開始就要承擔起歷史所帶給她的苦果。不過,她是非常樂觀和天真地對未來是有著那麼單純及美好的盼望。我是和我同是十四歲的女兒一起看「人啊!人」的舞台劇的,我不知道她能明白多少,我只希望一點點關於國家的情懷已在她仍是幼嫩的心播下了種子。我相信即使我這一代看不見中國的那一天,我的女兒應還是可以看得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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