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體制需要憲政的文化去承托，但兩者的關係，更可以是某一些文化元素能促使憲政的體制出現。情況就如設計了一些有著強勁功能的軟件，也需提升硬件的效能才能把它運作得到。
當然有了高效能的硬件，也會促使人們去開發強勁的軟件以使硬件的高效能不會被浪費掉。故建立起憲政的體制，長遠也會改變社會的文化，使其更符合憲政的精神。(憲政體制與憲政文化的三重關係見下圖。)
之前的兩篇文章，我只是從宏觀的角度，分析現代化的經濟發展，一方面解決了人的温飽問題，另一方面伴隨它的市場化，都會對文化產生影響，而由此而產生的文化轉變，會促使憲政的出現。但憲政所需要的文化內涵具體是甚麼，現代化如何具體地轉變原有的文化，我都只是提供了一個輪廓。以下會更詳細去說明這兩點。
要掌憲政文化的內涵，我們就要回到憲政的一些基本假設。這些假設都涉及人的本性與本質。憲政的根本就是要規限政府的權力，以使公權的行使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政所要排除的就是絶對的權力，無論是源自宗教權威、軍事力量或嚴密的官僚系統，憲政與絶對權力是勢不兩立的。因此憲政文化必須對絶對權力有絶對的懷疑，只要人們還對絶對權力有一絲的眷戀，或是認為管治者得天命而當享絶對權力，或是相信絶對權力能提升使管治效率，憲政都難有望。
但憲政並非懷疑權力，因憲政從概念上看也與無政府主義不相容。憲政是假設了會有政府，並是由一群人去行使公權施行管治。憲政只是對行使權力的人有懷疑，不相信人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長久地都還是不會以權謀私。但憲政文化也不是完全不相信人，不然所有都是沒有意義的了。憲政還是相信人，只要在適當的規範下，人還是有可能把權力運用得當，以達至個人和整體的利益都能得到充份的保障。
因此，憲政文化對人性的假設，是有著既可行善，也可行惡的雙重可能性。不是有一些人總是會行善，另一些人總是會行惡，而是所有人都會有此雙重的可能性。故此，若一個社群的文化是單純的相信性本善或性本惡，或是只有某些人才有潛質去行善，其他人無可避免會行惡，那都會對憲政不利。基於此，憲政亦假設了人的本質，至少在每個人的本性上都是平等的。
憲政另一個對人本質的基本假設就是人都是享有作為人的尊嚴。人的尊嚴是指人不可以被其他人以他是一頭野獸或一件死物來看待。憲政要規限權力，就是防止一些掌控公權的人，無論是為了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或是為了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甚或以實踐某種善為名，去剝奪其他人作為人的尊嚴。若一個社會的文化不把人看為人，或只是把社會中的某一階層的人看為人，其他的都不是人的話，憲政亦是難以出現的。
憲政並不是輕看集體，因憲政的設立就是假設了在同一社群中的人們，是要共同生活去面對大自然或其他人類群體的威脅。只是在憲政之下，集體無論如何重要，都不能損及每一個個體作為人的尊嚴，當然這無可避免地會改變了文化中個體與集體之間關係的平衡點。在個人與集體的利益的拉鋸中，憲政雖不必然會完全的傾向於個人主義，但卻必然會把平衡點更拉向個人的一方。但過於看重個人的權利，也有可能威脅到憲政，因人與人之間的關連會因而被破壞，令社群難以維持最起碼的統合。因此憲政文化既不輕看集體，也不過於看重集體，而是期望能找到有一個能兼顧個體與集體的平衡點。
按這些理解，人在本性及本質上都是平等的。但在現實中，人與人之間在性別、膚色、種族、語言、宗教、社會出身、政治信念、財產、出生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又會產生很多實在的紛爭。故憲政文化另一元素就是確信人在本質上及本性上的平等性是可以超越這些差異。憲政文化是要儘可能包容各人的差異，並接受以和平及大家都接受的方式是可以解決紛爭的。因此憲政文化是包含了多元文化，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商談」(deliberation)成份在內。
這些對人的本質及本性的假設，亦影響了人對權威的態度。凡是違反這些假設的權力關係，在憲政文化下都不能產生足夠的權威去管治，也只有能符合這些假設的權力關係，在憲政文化下管治者才能管治得來。文化與管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其實最關鍵就是在於權威的源頭問題。若一個社群的憲政文化已形成了，人們對權威的要求及態度都會有所改變，政府體制也就因而得作出相應改變去配應，原先的管治體制雖不至於會即時崩潰，但管治必然會陷進愈來愈大的危機。
總的來說，憲政文化包含了對絶對權力的絶對懷疑、對人性有可行善也可行惡的雙重可能性、尊重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尊嚴、不過於側重於集體的個人與集體關係、人在本質及本性上的平等性、多元文化、人們能以商談的方式去解決紛爭、及接納與這些文化元素相符的管治權威源頭。
下星期我會繼續解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如何促使這些憲政文化元素在一個社群的文化中出現。
（新中國六十周年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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