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反貪腐看香港爭普選

台灣的反貪腐運動，試過以憲法程序來彈劾或罷免陳水扁，也試過百萬人圍城，但一年過去，陳水扁仍在位，紅軍只能在周年記念日，在總統府外「阿Q」地以蠟燭砌了一個大大的「屁」字來諷刺陳水扁。
香港爭普選的運動在形式及命運上也有些相似。現在政府公佈了政改綠皮書，按法律及憲制的規定，是否能有普選是完全取決於控制著建制力量的利益集團。要直接透過憲制的途徑去達成運動的目標，都因著憲制被反對運動目標的力量所把持著，所以都是難以達到的。
那麼運動的手段只餘下以司法的途徑和群眾運動來作出挑戰。在台灣，因陳水扁享有轄免權，故起訴也只能及至總統夫人，而在香港是否能以法院去挑戰否決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的決定，可能仍是言之尚早，但因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即使真的這樣做，成功機會亦不會大。
很多人可能仍是懷緬著零三年的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聲勢，希望港人能再次為爭普選走上街頭，向特首及中央政府積極表達他們渴望儘早實現雙普選的盼望。但從台灣反貪腐運動那麼大規模及相對上持續的群眾運動，都不能達到其運動目標去看，令人懷疑香港爭普選的運動，是否能如在反二十三條時，依靠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就能達成目標。
從台灣反貪腐運動及反二十三條的一些情況去看，今次在香港的爭普選運動中，群眾運動的成效可能不會是太大的。
第一、這些群眾運動從一開始已定了調為非暴力的，而非暴力的群眾運動所會給與執政者的壓力主要是一種道德的壓力，並不會對實質的管治有任何衝擊或很大的干擾。我不是說我們應轉為暴力的群眾運動，而是說非暴力的性質使群眾的力量只能用為施予執政者一種道德上的譴責。但即使有人真的要把群眾運動轉為暴力性，在台灣及香港的社會狀況下，那反會使那群眾運動喪失了道德譴責力量。
第二、因群眾運動的能量是在於其提出的要求有多大的道德感召力及譴責力，若社會中有持完全相反看法的群眾運動同時存在，那群眾運動所能發出的道德感召力及譴責力，會因此而被對消或消減，那使執政者較容易承受所受到的壓力。台灣反貪腐失敗是因為陳水扁有強大的綠營仍然支持著他；反二十三條能成功是因為社會內持相反意見的人未能組成充份的對立力量。對現在為止，支持及反對二零一二年實行雙普選的比例可能還是一向的六四之比，雙方的差距並不太大，所以爭普選的群眾運動是有可能被對消掉的。
第三、非暴力的群眾運動是靠其確立的道德立場，來挑戰執政者的認受性。但執政者的認受性是可以有不同源頭的。反貪腐或爭普選的議題，其產生的道德譴責力會對執政者的道德認受性構成壓力。但在憲制上若執政者所持的相反意見能至少被法律所確立，如未能把陳水扁彈劾或罷免致使他在憲制上仍然是合法的管治者，那所產生的法律認受性亦可有限度補充其決定在道德認受性上的不足。若將來否決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的決定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作出，那至少按《基本法》來說是合法的決定，那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法律認受性以補充在道德受性上的不足。
第四、要結聚群眾的支持是必須有清悉的議題。反二十三條就是不要二十三條立法，目標很清楚。而且所要達到的是一種負面的目的，是要防止某種「惡」的出現，而人們對甚麼是「惡」，至少那些是屬「極惡」的，是較容易達到共識。因此，在結聚力量上是相對上較易。但在爭普選上，我們是要求某種「善」，但人們對甚麼是「善」的理解卻較難有共識。且在實踐「善」的方法上，人們亦可能對是否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惡」或較低的「善」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爭普選的議題相對上是較複雜，也較難去結聚起道德的能量。
第五、人們會如何回應一個道德議題的呼召，會受到他個人對這道德信念有多堅定影響。但大部份的市民即使有道德的判斷力，但他們對這道德信念的委身程度都不會如一些社會領袖或意見領袖那麼強烈的。除非是他自身的利益受到直接及即時的威脅，廣大群眾即使是認同某道德議題，他們回應也未必會是強烈的。而社會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就直接影響著他們是否感到要作出即時行動的需要。以香港在零三年後所經歷的復甦，那都會使支持普選的香港市民未必會堅持在二零一二年就要實現雙普選。
第六、因群眾運動是依靠其由道德譴責所產生的壓力來迫使執政者讓步，但若執政者是「厚顏無恥」的，那群眾運動所產生的能量就會是泥牛入海的了。台灣反貪腐失敗可能錯不在於紅軍行動上有甚麼失策，而只是台灣出了一個歷史上少有的「賴皮」領導。紅軍攻擊陳水扁的正是他的「無恥」，但對一個「無恥」的人，怎樣說他「無恥」也是沒有用的。反二十三條能成功是因董建華是一個老好人，道德的譴責力量的確是在他心中產生了作用。
我無從去評論曾蔭權的臉皮厚薄程度，但有一點還是有關的就是政治文化的問題。若社會已建立起一套政治文化，當政府的政策引起群眾極強烈的反對時，執政者就會讓步或辭職以消解社會內強烈反政府的情緒，那群眾運動所能產生的效用就會較大。香港在實行了高官問責制後，是否已建立起這種政治文化仍是很難說，故以群眾運動來爭普選的成效也是不太能確定的。
若在現階段的香港以群眾運動去爭普選成效可能不太大的話，那爭普選還有甚麼可以作呢？這是渴望儘早見到全面普選的香港人必須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