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城死局中的轉機

劉兆佳教授形容香港是一個「愁城」。因社會各界難以達成共識，故重重的深層次矛盾都不能找到解決方法，港人只能看著問題惡化而甚麼也不能作。當中的深層次矛盾當然包括政制發展的問題。特區政府最近提出了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雖然特區政府官員多次強調這方案得來不易，但泛民主派，無論被稱作「激進」或「温和」的，都表示了難以接受這方案。因此，政制方案又會被否決的機會應很大，政制發展看來會進入一個死局。但在這愁城死局中，還有轉機嗎？

對特區政府官員來說，北京政府已設下的框框是他們絶不敢逾越的，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零七年決定所定的界限內，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完全沒有其他空間呢？

有關政改的爭議，立法會產生辦法遠較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為大。其實兩者的修改並不必然要連在一起。按特區政府現在的建議，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是載於兩個分別的議案的。那即是說將來立法會討論時，兩個修改建議應是會分開來處理的。那麼即使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未能通過，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也有可能得到通過的。特區政府若能清楚表明這點，那麼無論各界能否就立法會產生辦法達成共識，香港政制整體還是可以有一些向前的發展的。

唐英年司長已表示對取消委任區議員是持開放態度的，但條件是要在立法會通過了方案後才會處理。要清楚表明特區政府對民主確實的支持態度，特區政府應在這個時候就清楚表明會取消委任區議員，不要把這作為通過政改方案的談判條件。政改的困局就是源自各方缺乏互信，若特區政府要泛民主派相信他是真的有誠意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那他就要作出更明確的決定以表明這態度。到了這時候還要為委任區議員制度塗脂抺粉，那就很難讓人相信他對民主是真心誠意了。

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是純本地立法問題，故不會超越《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範圍，但這還是不足夠的。香港政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若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不解決，很難想像泛民主派能接受現在的方案。

但特區政府認為他只被授權處理一二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而功能界別的問題因在現階段難有共識，故只能留待幾年後由下一任政府去處理。

政府的責任是連貫的，我們並不能把一項責任劃分為這一任或下一任政府的。若特區政府的責任始終得是要解決纏擾香港多年的功能界別問題，那麼「這一任」政府是不能簡單地把它推缷給「下一任」政府的。再且，無論下一任特首是那一位，相信都絶不會比現任的特首強勢。若說要由下一任政府去處理功能界別的問題，下一任特首會在一二年上任，又必定要在一六年（即下一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的年份）前的三年（即一三年）就得開始相關問題的討論，那即是說下一任特首要在上任一年就要面對這棘手問題，這對下一任特首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或太大的負擔。

因此「這一任」政府實在有責任在任期內盡量把各界對功能界別的分歧縮窄，那就可以為「下一任」政府制造一個更好的管治空間，令下一任特首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決香港各方面的經濟及民生問題。

就算「這一任」政府只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處理一二年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故不能處理一六及二零年的產生辦法，那應是說他只有權提出關於一二年的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但「這一任」政府應還是可以在任期內做一些工作去引導香港各界就功能界別的未來路向，在此時就開始討論以達成共識。在「這一任」政府的任期，我們不一定要完成了所有憲制上的修改程序，但若香港各界能就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達成一些原則性的共識，那會為「下一任」政府消除了不少的障礙，到「下一任」政府在適當時候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時，所面對的困難相信就會少得多。香港各界就功能界別的問題若能達成原則性的共識，我相信北京政府是沒有理由會反對，或者更會是樂見的。

其實相較於三年後，現在是一個更好的時機去處理功能界別的問題。香港的經濟正值復甦，而三年後香港的經濟情況會怎樣實是難料。如劉兆佳教授所說，我們現在已是「坐困愁城」，愈是把問題拖著不處理，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機會就會愈大。現在不去開始處理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三年後社會各界的矛盾只會是更深，那麼解決問題的難度就會更高。因此，客觀地從特區政府的整體利益出發（不是從「這一任」政府官員的利益看），我實在看不到為何要把功能界別的問題拖至三年後才去處理。

「這一任」特區政府若能在這時候就開始引導香港各界開始討論功能界別的未來路向，以達成一些原則性的共識，不用等到立法會通過了一二年的方案之後，那是有可能爭取得到泛民主派的一些議員至少對一二年方案保持開放態度的，也讓人們感到特區政府對解決一直困擾香港的政改問題是真的有誠意的。雖然離立法會討論一二年方案只有大概兩個多月時間，但若能爭取時間，集中在這時候多做一點工作，這也不是絶對沒有可能的。況且，政治從來沒有絶對的，或者政治就是要在絶對中尋找可能。

因此，在現在的愁城死局中，其實並非完全沒有轉機的。問題不是沒有可作的，而是掌握著機會的，是否願意去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