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賄與法治意識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二零一一年行賄指數反映各國家及地區的公司、企業到海外投資時的行賄機會。調查訪問了各行業商業機構高級行政人員，以了解他們的公司在海外地區經營業務時，行賄的可能性有多少，再按所得分數組成行賄指數排行榜，得分愈高（最高十分），作出賄賂行為的可能性愈低。在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行賄指數得七點六分，排第十五位，只處於中游位置。

同一機構也有在全球作調查，看在本國或本區裏面出現貪污的機會，得分愈高（最高十分），貪污的情況就愈低。在一百七十八個國家和地區中，按二零一零年的報告，香港得分是八點四分，排第十三位，明顯屬上游位置，即出現貪污的情況是低的。

香港在這這兩個報告中的不同得分說明了甚麼呢？我們或可這樣理解，香港企業的高層人員，在香港本土有著嚴格的防貪制度及法律下，並不敢作出賄賂的行為去為企業或自己謀取利益，因他們知道貪污的行為會被揭發的機會是很大的，而事敗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及後果也是相當沉重的，故他們不會冒險進行違法的賄賂行為。

但當他們到了外地進行商業活動時，尤其是在一些本身法治不彰的國家或地區，因有關打擊貪污的法律和制度並不能有效執行，而在當地的文化下，賄賂能為其企業或自己帶來很大的實利，故他們對賄賂行為的抗拒性，就相對上並不如在香港時那麼大。

這可顯示香港的防貪及法治意識其實並未在港人中有很深的內在化。當他們知道違法的貪污行為會被揭發的機會是大及懲處是嚴厲的話，基於害怕受罰，他們大多都會守法不進行賄賂的行為。但很多人未必是從內在的價值出發，認為行賄根本是一種他們所不能接受的行為，故當賄賂行為會被揭發的機會是不大，和能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實利時，他們行賄的可能性就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