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旺陽之死令人疑惑也使人悲憤。但從這事件，也不止於這事件，至少近期還包括烏坎和陳光誠事件，我們可看到共產黨管治愈益窘難，尤見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及落差。
無論李旺陽是死於自殺或他殺，他的死必然不是中央政府所希望見到的，因由這事件所產生的政治後果，都會損害共產政權在中國社會之內及在國際社會的管治正當性。剛發生的陳光誠出走，正突顯了地方政府以維穩之名，所做的若是到了迫人太甚的地步，人的自然反應就只能反抗而不會甘於受屈。一旦失控，尤其是引起了國際關注，中央政府也不能不有所妥協。不是說現在中國政府害怕外國說三道四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而是中央政府不願制造口實讓外國政府攻擊中國政府，使在國際政治的大博弈中無端增加對方的籌碼，為自己添加不必要的麻煩。
對中央政府來說，當前最優先考慮就是維持共產政權的執政地位。對一個專制的政權來說，要維持執政的地位，不外透過強制力量去壓制反對聲音和改善人民生活以換取管治的正當性。要防止反對力量成形威脅到共產政權，就要在全國實行維穩。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要發展經濟，在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策略，推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主要是靠投資於基礎建設。中央政府定下的管治目標，地方政府就得配合在地方具體實施。
但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讓一小部人尤其是與地方官員關係密切的人能快速富起來，也有不少中產人士能從中得益，但代價卻是不少基層的老百姓的基本權益被剝奪了，制造出愈益尖銳的社會矛盾。這導致官民之間爆發衝突愈來愈多、愈頻密及愈激烈。因此，地方政府就要注入更多力量去把民間的反對聲音拑制。地方政府自然是採取防範於未然的策略，寜緊莫鬆，結果是地方經濟愈發展，所可能引起的官民衝突就愈多，維穩的力度就會愈高，要注入的維穩資源也會愈多。但當地方政府把維穩的力度調高，又會刺激出民間更大的反彈。
這對地方政府並不一定是大問題，更可以是財政來源。地方政府可以把在地方存在不穩的程度向中央政府誇大，地方政府就可要求中央政府注入更多維穩資源，維穩成為地方政府的收入之一。條件是反對力量所挑起的衝突不能凝聚成勢或引起外間太大的關注，那麼地方政府的官員就可以「穩照維」、「錢照賺」、「權照揸」。
但發生了愈來愈多官民衝突事件是超越了地方的界線，那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為地方政府「發展」及「維穩」所帶來問題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地方政府要考慮的只是其在地方的執政地位，地方政府大可以說一切所作的都是按中央政府所定的綱領去作。維穩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做的。發展經濟來改善人民生活也是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的任務。但中央政府要考慮的遠比地方政府為多。中央政府還要顧及共產政權在全國的執政地位、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及與外國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部署。最近的事件令中央政府面對不少來自國內及國外的壓力
因此，中央政府絕對不希望地方政府做得太過份，令「發展」及「維穩」反變成不穩的源頭。不過，中央政府未必敢對地方政府有太大的批評，因「發展」及「維穩」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所發的指令，中央政府也要考慮地方政府官員的士氣問題。當然，再加上官、金勾結的網絡不止於地方之內，更由地方政府伸展至中央政府甚或是源自中央，與中央政府的官員組成一個個橫跨全國盤根錯節的黑金網絡。這也是中央政府雖要為地方政府「過火」的「發展」及「維穩」付出代價，但卻沒有太多的中央大員敢於或願意去把地方政府的貪腐連根拔起，除非問題爆發出來時實在太過震撼。薄熙來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地方政府以「發展」及「維穩」為名所作的，才是不穩的真正根源。結果是中央政府為了維持政權去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得發展，但愈發展卻愈會產生不穩，那就要加強力度維穩，但愈維穩反會愈不穩，那又要再發展以平民怨，但那又會產生更多不穩，結果就要再加大力度維穩。共產政權就是這樣陷進「發展」及「維穩」的惡性循環，這也就是共產政權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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