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國民教育的香港政治新形勢

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為香港的政治環境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這場運動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有甚麼影響，現仍難以估計得到。不少人不想把這場由公民社會主導的社會運動與各政黨在今屆立法會選舉掛釣，免得讓人沾污這場運動的純潔性。我也嘗試不去把二者連繫在一起，在有限的認知下估計後國民教育的香港政治新形勢。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近的專訪或許可提供重要的資訊。在訪問中她說國民教育風波凸顯了不少市民對特首梁振英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對現屆政府存在猜忌。

我相信林鄭月娥的觀察是絕對準確，就是不少港人不信任梁振英，但她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何會這樣，只是隱含地說港人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是不合理的。林鄭月娥判斷梁振英可信是以他在兩個月的共事中的表現，但港人不信任梁振英卻是從他從政多年的紅色歷史，他在特首選舉中最終勝出所表現出的陰狠手段，和在當選後處理大宅僭建的拙劣方法。但更根本的是因港人對經由北京政府嚴密操控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的特首，無論是那一個人，都會是不信任的。

對梁振英的不信任其實是源自對北京政府的不信任。不是特區政府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引發像國民教育那麼大規模的反對力量，只是因國民教育觸及了港人所最致珍視的思想自由，他們最抗拒就是特區政府要把中國的一套強加於自己身上。零三年的二十三條爭議，是源自港人對特區政府受北京政府指使，要立法拑制港人外在行為的自由而產生的恐懼。今次港人對國民教育的恐懼，同是特區政府受北京政府指使行事，但今次所威脅的卻是港人更深層的內在思想自由，因而才能產生出更強烈和更持久的反彈。今次運動正把這種對特區政府而實際是其背後的北京政府的疑慮以至恐懼，以非常大的幅度擴大及擴深。 

林鄭月娥在訪問中說她自覺是是上屆政府中較受市民歡迎的官員，而她把個人誠信及公信力都押在這屆政府。訪問中她更一度感觸落淚，之後她解釋說落淚是因不明白為何政府盡心盡力，勤政為民，市民反應是無論政府說什麼都不相信。

其實這反映了特區政府官員，以特首以外的最高級的官員也是政務官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例，若她所說是真心話，竟仍然還是以殖民地時代的思維去看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她仍相信以一個官員個人的民望和公信力就可贏得港人的信任，就能扭轉一個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的劣勢。其實由曾蔭權上任時的高民望到了落任時民望大幅下跌，明眼人就已經看到香港的政治文化已不再接受政府的認受性是源自個別官員的民望。我驚奇的是連林鄭月娥這種級別的官員的認知都還是停留在殖民地的時代，特區管治不出現問題才怪了。

這些觀察也可從過去一星期成千上萬人去到政府總部外聚集，即使不能迫進政府總部也聽不到公民廣場的廣播，但人們仍是平靜地在政府總部外的外圍地帶席地而坐可看到。這場面是在香港的歷史沒有出現過的。即使八九六四前後和零三七一前後，雖或許在量上還未及，但從滲透面之廣，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並所顯示的持久力，和人們反思的深度，都是有過之的。由此而可能引發的爆炸力，必會是更甚於八九六四及零三七一。

因此，香港現在的真正的問題不再是推行國民教育與否，即使特區政府好讓已作出了一些讓步，港人對特區政府及北京政府的不信任，而這亦不是一、兩位高民望的官員或一、兩個討民心的政策就可以扭轉得到。若北京政府、梁振英、林鄭月娥及一眾特區政府官員不能認知這新的政治形勢，現在雖然能捱過國民教育這一關，但在未來的五年，北京政府及特區政府在港的施政也必會是每走一步都會愈艱難的。

在國民教育的爭議之後，另一個可預見的關鍵時刻就會是關於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及一七年特首選舉的政改。港人還是盼望在下一輪政改能落實真正普選，那才能真正保護得到他們所珍視的外在及內在的自由。若梁振英和北京政府不能在政改中好好處理普選問題，化解港人深層的恐懼，另一場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必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