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

不少人聽到我建議要用公民抗命的行動佔領中環去爭取真普選，都會感到很㤞異，奇怪我會提出這麼激進的建議。但他們大都只是看到我建議激進的表面，因我真正想作的，或許是更加激進，不單是用行動去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以建立真正符合普選要求的民主憲政制度，更是要去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建立起能承托民主憲政制度的民主憲政文化。

從很實際的角度，要令「佔領中環」的行動成功，若單靠泛民主派各政黨的力量是不足夠的，必須結合所有在香港希望能實現真普選並願意付出代價的港人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至少一萬人）。再且，在上一回政改，泛民主派政黨之間，因爭取普選採取了不同的路線而出現分歧，導致泛民主派政黨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相互不信任，令泛民主派在接著爭取真普選的運動要共同合作變得極之困難。其實泛民主派即使合作也未必能成事，分裂就差不多注定會失敗。問題是怎樣才能化解泛民主派之間的恩恩怨怨。

那就只可以回到最基本的單位，不再是由各泛民主派政黨去商討爭普選的策略，而是由每一個希望香港能落實真普選的港人，以個人的名義簽下「佔領中環」的誓約，由他們自己個人對其他也簽了誓約的人負上政治道德的責任去實現普選。「佔領中環」這運動會採用直接民主的方式去決定簽訂誓約的一萬人所會接受的真普選方案是甚麼，及整個行動會採取的策略和步驟。

但「佔領中環」行動對香港現有的政治文化最大的衝擊，不是在於直接民主這一點，而是要求在行使我們的民主權利之前，必須加進商討(deliberation)的成份。唯有這樣才能突破現有香港政治的困局。

按我的建議，簽訂誓約書的人得承諾他們會參與一個「商討日」。商討日的概念是參考了兩位美國教授Bruce Ackerman 和 James Fiskin 的建議而設計的。（ 參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收集了一萬人的誓約書後，行動就會組織一天「商討日」。在這天之前，可以由學者或各政黨提出多個落實真普選的方案，並向所有參與者事先發放有關資料。到了商討日那天，一萬名參與者可分到多所學校集會，每個聚會點約有千多人。商討日的第一部份是全體會議，可透過視像把各個聚會點連繫起來，由各方案的倡儀者向所有人解說方案的要點及理據。在各聚會點的參與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直接向各倡議者提問，並由他們直接回應。

第二部份就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在各聚會點的參與者會被分配到一個大約是十多人的小組，由事先接受了培訓的組長帶領討論，按著各要點討論各方案的利弊。討論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在組長帶領下，各小組的參與者會嘗試去明白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背後的理念和他們的論據。

在完成了分組討論後，在資訊科技幫助下，所有參與者會就幾個方案進行即時的投票，而最後得票最多的方案就會成為這一萬人對真普選的立場，也是大家共同一起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的要求。

按兩位美國教授的建議，整個「商討日」的過程，會透過電視直播讓所有沒有參與的港人也可以看得見整個商討過程。當然這一萬人經商討後投票得出來的方案，並不代表其他港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抉擇。但經過這樣的一個商討過程而得出的真普選方案，至少可給其他港人看到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的方案，是經過理性及細密的思考而得出來的。

「商討日」所會帶來對香港政治文化的衝擊，不單會令泛民主派內部再次凝聚起來，得出在泛民主派內部具公信力的共識方案，突破因過去的紛爭而造成的嫌隙。它更可以向建制派及北京政府以至所有港人展示，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制度，不會帶來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而是一個可讓不同意見的人，在公平的制度和程序下，能相互包容不同意見的制度。香港的政治文化不會因引入普選而變得更暴戾，反而証明了港人是具備條件去實現真正能包容各方的的民主政治。

有讀者看到這裏，可能覺得我的建議不再激進，要一萬人坐下來商討一整天然後得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怎樣也不能說這是一個激進的行動。那些熱衷於用即興的行動去爭取民主的更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我的建議用商討的理性換掉了激進的激情，已再不激進了。若大家理解的激進是純即興行動式的激進，那麼我建議的激進就完全不是那樣，說我邀進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我的建議若是激進，那是透過詳細計劃，有清晰的單一目標，準備以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為去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但我的建議真正「激進」的地方，應是要重塑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好讓建立起的民主憲政制度能有相配應的民主憲政文化。這政治文化重塑的歷程就由泛民主派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