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號報告書所列舉的理由到現在應仍然適用，但很奇怪地在政制發展綠皮書裏，政府卻完全沒有提及在未來的政制發展會增加立法會議席。對於這一點遺漏，我相信應不會有太多人會反對增加議席的。問題是在二零一二年及以後應增加多少個席位及如何去增加。
我收集了一些比較數據，相信能給與我們一些參考。我選取了一些民主國家並把他們立法議會的議席數目與人口的比例作了比較。為了與香港的情況作較適切的比較，我採用了以下選取條件：一、這些國家的議會都是相對上較成熟的。二、若該議會是兩院制的，我計算的議席只是按人口比例而選舉產生的那一院的議席。三、該國的個人國民生產毛額與香港大概是相約，這可作為該立法議會所處理事務的複雜度的一個指標。
從表一可看到，至少與我所選取的那些國家的立法議會比較，香港立法會每一議席所服務的人口是偏高的。瑞士、挪威及瑞典這些西歐國家，每一議席所服務的人口是兩萬多至四萬多人。英國及加拿大也是較香港為低。與香港最相似的應是新加坡，其數字是四萬多，香港是她的一陪多。唯一例外的只是美國。
從這些數字我們可看到香港立法會有很大的空間增加議席。但應增加多少呢？我們可再參考表二。
若要使香港的數字與新加坡相約，那議席就要由現在的六十席增加至一百五十席。若是要達到西歐國家的水平，那可能要增加至一百八十席。當然每一個國家都有其本身的因素(如國家面積、不同種族同居、人口分散程度等)，故我們也不能照抄外國，但以香港的情況，我的建議是在二零一二年增加立法會的議席至九十席。除卻政府在五號報告書所列增加議席的理由外，我認為把議席增至九十席，能有助突破香港政制發展的三個樽頸。
一、香港幾個老牌政黨如民主黨及民建聯一切都有第三梯隊的問題，政黨中屬中、青輩的一切都因立法會議席的局限而遲遲未有「上位」的機會。政黨中的老大哥其實都並不老，只是較早參與選舉而已，因此第三梯隊長久缺乏機會在更高層次的建制架構參與政事，以建立個人的聲望及累積政治經驗。即使如政府在五號報告書建議增加十席，那也是不足以提供足夠的空間讓政黨的第三梯隊都可以出線。
這其實不是為政黨本身的利益而出發，而是涉及整個香港政治發展而說的。民主政治的關鍵是政黨政治，而政黨政治的關鍵是政治人材。以現在議席的數目，政黨本身也沒有足夠的議席分配給本身已等了十多年的中青代，那政黨就更難去吸納高質素的人材加入政黨。結果有志於參政的人材就只可以成立新的政黨或以獨立人士身份來自行參與選舉，導致眾多細小的政黨或政治組織林立，也令現有政黨難以壯大起來。這情況導致政治理念相近的政黨難以整合起來，使香港不能出現相對上較穩定的兩大或三大政黨式的政黨政治。
因此，唯有大幅增加立法會議席，才能把這樽頸一下子破開，為香港政治人材的出現及培養提供一個突破性的空間及契機。
二、香港政制發展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功能界別選舉是必然要取消的，但任何改變方案也得要各功能界別同意。因要修改立法會的改變方法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同意((四十席)，即使所有普選的議員都同意改變(三十席)，但若一些功能界別不希望自己的界別會先被取消，那只要有二十一個功能界別議員反對改變，那就可能使任何有關立法會組成改變的建議都被他們所否決了。
但若把立法會議席大幅增加至九十席，新增的議席都應是由普選產生的議席，功能界別議席在整個立法會的比例就只會是三分一。那麼即使功能界別都反對，要改變立法會組成方法的三分二議席仍是可以達到了。
我這建議假設了二零一二年未能一下子取消功能界別，希望透過增加立法會議席的數目來使功能界別的樽頸也一同突破。當然，若政府有決心在二零一二年就完全取消功能界別，那是更理想的，並不會與我增加議席的建議有矛盾。
三、已有不同的政團建議了把香港的普選議席分為兩類。一半普選議席是按地區劃分(可以是單議席單票或多議席多票)，由選區內的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代表該選區的立法會議員。另一半則是按各政黨的得票比例，根據各政黨預先所定的參選名單分配議席給各政黨。
把議席大幅增加至九十席就可以使香港在二零一二年，即使不能取消功能界別選舉，也可即時實行這種選舉制度上的改變。這種制度上的改變將有利於政黨吸納政人材，因很多政治人材的才能可能不是在於地區工作，而是在於專業的事務上。對於這類政治人材，他們可以不一定要透過地區工作，而是透過政黨把他們列入參選名單而進入議會。
政黨亦可以透過掌控參選名單對黨員有更大的影響力，而有志參政的人會比現在加要依靠政黨的支持，將有助突破政黨發展的樽頸，有利於政黨政治及民主政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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