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保留功能界別的問題

最近有機會與中、小企商會的領袖們討論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問題。很多參與會議的領袖們都認為應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議席。雖然他們沒有很具體的建議，但他們普遍認為保留功能界別能確保中、小企的聲音進入立法會。這與綠皮書內提及支持保留功能界別的理由十分相似。綠皮書還提及保留功能界別可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
因《基本法》明確表明立法會全部議席最終要由普選產生，故現行功能界別的選舉方法是必須要改變的了。一個保留功能界別的主要建議是由功能界別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選民「一人多票」，即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多票選功能界別議員。更具體的安排是參加普選的功能界別候選人要獲得其功能界別內百分之三十(或三分一)的選民提名。
這建議是希望能既符合普選的要求，但也能達到上述保留功能界別的目標。我不打算評價這建議是否能符合普選的要求，反而是要分析這建議能否達到其所要達到的目標，即確保功能界別的聲音可進入建制內。
要能達到其目標，這建議是假設了功能界別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只要能有一定數量的功能界別選民提名，那無論全港選民最終選取那一位來代表該功能界別，選出來的議員都可代表該功能界別在立法會發言。
但這假設卻很難在現在那麼多元化的香港社會成立，功能界別的個別界別利益未必可以把整個界別的成員的想法都整合起來。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會計界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的譚香文及會計師公會之間所出現的糾紛 (參前文:《功能界別與民主發展》，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我很難想像中、小企間會有完全相同的利益。
即使把功能界別的提名要求定為百分之三十，這種功能界別內部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仍是避免不了的。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功能界別有百分之三十的選民提名甲為其功能界別候選人，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則提名了乙，很明顯地乙更能代表該功能界別的利益或者是大多數成員的利益。甲和乙可能在有關其功能界別的事務或全港性的事務都有著南轅北轍的想法。但全港選民卻未必一定會選乙為該功能界別的代表，結果可能是甲當選了，而甲更可在制度上代表著該功能界別在立法會中發言，但事實上他卻不能反映該界别內的大多數意見。他甚至沒有責任去把他們的意見在立法會中提出，因真正選出他的是全港選民，他與其功能界別 (至少是那些沒有提名他的功能界別選民)並不存在必然的問責關係。
如果現有的功能界別的選民資格都會由「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個人票」的話，那功能界別內部多元化的情況只會是更加厲害。
這建議的另一問題是較技術性的。因每一名選民要在一次選舉中投多票(一票地區直選的選票及至少三十票各功能界別的選票)，那在選舉管理上將構成很多困難如選票設計、傳遞大量選舉資訊、投票所需時間、點票安排等。最大問題是選民要作出相當複雜及繁多的選擇，那只會減低選民投票的意慾，結果會是投票率不高，影響了立法會的認受性。
因此這建議是根本不可以確保功能界別的利益必然可以在立法會得到反映，對功能界別更差的是一些由全港選民選出的功能界別議員可能正正不能代表該功能界別的大多數利益，但又可以宣稱自己是代表那功能界別，扭曲了該功能界別在立法會應有的聲音。因此從功能界別的角度去看，這建議實是更加不利於其本身利益的。
要保留功能界別在建制內的影響力，那只可以維持現有功能界別的選舉制度不變，但那明顯是違反《基本法》的。即使把轉變的時間拖慢，讓功能界別逐步淡出，但始終改變不了功能界別的聲音最終不會在立法會得到反映的現實。
功能界別無異是代表著香港社會內不同的利益，而功能界別內亦有著很多香港賴以成功的人材。香港與世界各個經濟發展成熟的國家或地區的情況其實分別並不太大，但他們卻沒有採用功能界別這種選舉方式或其他的變種。不過，他們社會內具有重大貢獻的工商界及專業界，仍是可以順利地在他們的立法機關內發聲甚或主導政府政策，且他們亦可以有很多具備工商界及專業界專業知識的人協助甚或直接參與施政，那他們是如何做得到呢？
發展政黨就是他們的不二法門。透過參與政黨，社會內相近的利益可分別整合起來，並各自匯聚各方有相同理念的人材及資源，運用適當的策略在選舉中得到席位，以此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及制定。那麼，社會內各利益團體及各方面的人材都可以通過他們所屬的政黨服務社會，亦影響社會的發展以能更符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
發展政黨其實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功能界別中人，可能是過去滿足於現有制度對他們的特別保障，對組織及參與政黨的熱衷不大。但到了現在不可不變的時候，無論怎樣去把功能界別進行變種，那都不可能長久地使功能界別的利益以某一種特別的制度去保存下來。
因此我對中、小企商會的領袖們建議也很簡單，趕快地去組織或是參加能代表中、小企的政黨。即使二零一二年不實行雙普選，二零一六年不會全部取消功能界別，但在未來幾年功能界別的選舉都必然會有改變。這些改變都不會令功能界別的影響力能延續多少，且功能界別最終都會消失，現在還不趕快行動，形勢就會落後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