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中的感性

曾蔭權決定擱置為生果金引入審查機制時，他有一些不憤地說，在這事上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整個感性的反應統統蓋過，因民情一面倒反對引入審查，但為了體現政府以民意為依歸，故願意作出妥協。
之後不少論者批評曾的說法，論証他們反對為生果金引入審查是有理性依據，而非只是出於感性反應的。但這些說法其實歸根到底仍是與曾蔭權一樣，都認為在公共政策上，理性應是優於感性，甚至感性是不屬於公共政策的範疇。
我卻要提出另一說法，在討論生果金或其他公共政策時，感性的反應並不應視為必然次於理性的討論。在一些情況下，感性甚至需要先行，之後才以理性討論來配合，以能有效地實踐依感性而作出的決定。
生果金是最好的例子。這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否願意向老人家表示尊重及關愛。這不是理性的討論可攪清楚，而是要看我們從心裏面是否已生出了這樣的情感。當我們確認了當向老人家顯明我們的愛時，才會進入理性的討論去思考如何把這愛實踐出來。
所謂理性的討論不外是認為把生果金增至一千元但不作審查，那會對以後的財政造成過大的負擔。但若一旦決定了要向老人家表明我們的尊重及愛，那就得以行動去實踐這愛的決定。這時我們的理性就可發揮作用，構思及討論如何在將來透過削減其他支出或增加收入，或是透過宣傳鼓勵有能力的老人家不去申領生果金，來使財政的負擔不會過大。
可能我們並不是過於感性，而是過少感性，尤其是如何對待社會中的弱勢社群。或許有了感性的決定，理性才變得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