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現代化、文化轉變與中國憲政的前景

新中國建國六十年,回望這個甲子,前與後的三十年有很大分別,尤其是在後三十年推行開放政策、經濟改革及現代化建設,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升。但中國還是在共產黨的專政統治之下。之前一群中國知識份子提出《零八憲章》,倡議中國實行憲政。建立憲政涉及治國的制度須從根本上作出改變,要在法治下規限政府權力,透過分權及下放權力使權力受到制衡,並由人民以民主選舉來授與政府管治權威,最終讓人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

憲政給了中國人民一個願景,但何時及如何中國的管治體制才能由一黨專政轉變為憲政,是國內外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人所不斷思考的問題。

建立憲政涉及制度改變,要展望中國建立憲政的前景,或許需要一個能超越現實政治的理論框架,有系統地分析制度改變的本質及所涉及的因素,再引伸到現實的情況,才能對中國憲政的前景有更透切的認識。

不同的理論試圖解釋能促使管治制度作根本改變的因素。大體可總結為三種因素。第一種強調領袖的角色,認為能使制度改變,不在於一般人的意願,而在於有沒有具視野的領袖和一群精英協助他進行制度變革。但具憲政視野的領袖會在何時出現,卻不能單看領袖及精英本身,也要看能使這種領袖出現的社會背景是否存在。當然有適合的背景也不保證領袖會出現;即使有適當的領袖,沒有適合的時機,他也難有作為。

時機就是第二種因素。制度能否有根本的變化,是取決於國內或外是否發生了一些能促使原先制度整個崩潰的事件。這時機何時會出現可能要靠歷史的偶然性,也要在適當的社會背景下才會產生。當然有適當的社會背景不一定會產生改變制度的時機,而即使這時機出現,也要有領袖去把握才能成事。俗語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正好把領袖與時機之間的互動關係表述出來。

但從上所述,領袖和時機都得在一些特定的背景因素下才會產生。有這些背景因素,不保證制度就會改變,但它們卻為改變準備好土壤,一旦領袖及時機出現,制度就能作出根本的改變。

本系列的文章就是要分析這第三種因素,探討甚麼背景因素形成後會促使專制的管治制度轉變成憲政,並這些憲政的背景因素如何提升現有制度作出根本改變的機會,包括了讓具憲政視野的領袖能出現及產生能把現有制度轉變成憲政的時機。

第一個背景因素亦是較多人提出的就是社會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是理解為社會經濟的發展,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更進一步發展成為知識型的社會。簡單說就是經濟發展帶動政治發展。不過單單是經濟的發展,是否就能改變政治制度呢?或許政治制度會有改變,但那轉變是否一定是朝向憲政的方向呢?

第二個背景因素是社會的文化。不少提出文化對憲政是重要的,都認為文化對承托憲政制度是極之重要。但文化除了這承托功能外,是否也能促使制度轉變至憲政呢?若那社會原有的文化並不能與憲政相配,文化會否出現改變及如何改變以促使憲政出現呢?

我提出的理論框架*希望能把現代化、文化、文化轉變這些背景因素,與促使管治制度轉變至憲政的其他因素結合起來,繪出一條憲政發展的可能歷史路徑,以作為中國憲政發展的參對。

讓我們先看由現代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對人類社群的影響。在前現代社會,人類的主要生產模式是畜牧或農業,甚或更原始的,那都是極之倚賴人類所不能控制的大自然。大自然變幻莫測,因此人類社群的經濟生產常常處於不可預知的景況,長久陷在掙扎求存的邊沿。另外,大部份生產模式都是小規模、分散和自給自足的,故管治者與一般人的關係都是較遙遠,政府只須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

在現代化的發展下,人類社會走向工業化,並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對大自然有更大的操控能力,或是受制於大自然的程度減少了。社會整體的生產得到提升,令大部分人得以脫離掙扎求存的邊沿,可有更多的資源去滿足一些生存以外的需要。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亦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市場化,讓有了更多經濟資源的人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市場選擇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但工業化卻須要把人類高度密集地組合地來,每個人成為了一部龐大的生產機器的一個小部分。管治者因而要處理的管治問題亦變得與前現代時很不同,與被管治者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尤其是要在高度人口密集的人類群體,讓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當處的位置以維持秩序及令生產順暢。

要把生產進一步提升,那就要進一步提升人類的知識,生產模式進入了知識型經濟。雖然知識仍得要透過合作的模式才能產生經濟效益,而知識的傳遞及生產亦要在一個體制下進行,但知識是個人化的,屬有著知識的個人。擁有知識使人們在生產以至其他生活的層面,都有著比以前所有世代下更大的自主性。亦只有在高的自由度下,新的知識才能繼續被生產出來,因此經濟體制亦變得更市場化,而人們的自由度也同時相應地更加提升。

知識的性質也改變了,由過去是尋找客觀存在的絶對標準,變了為尋找最合現的解釋,但合理的解釋可以有多於一個,故製造了社會的多元性。因此在知識型經濟下,管治者所要管理的是一個高度自主及多元的社會。

下星期續談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如何帶動文化的轉變,而文化作出了甚麼的轉變可令管治制度走向憲政。

(新中國六十周年系列之一)

*主要參考: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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