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改的問題上，因北京政府掌有最終決定權，泛民則擁有否決權，政改博弈的焦點住住集中於北京政府與泛民之間的對弈。但實際上建制派的取態亦同是關鍵的，因只有取得建制派在立法會中足夠的票數支持，政制才能作出改變。但同樣地，建制派也不是鐡板一塊，是有著不同的立場。
建制派在選取立場時，當然也得考慮北京政府的可能取態。他們亦會受其本身是否支持香港最終能實現在提名、參選及投票的票數與票值的安排都能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的「真普選」，及對香港社會是否支持「真普選」的判斷所影響。
相信大部分建制派都不會是「真普選」的積極支持者，因他們享有既得利益，沒有理由會主動去推動「真普選」來削減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因應著他們判斷香港會實現「真普選」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會導致不同的建制派中人對政改選取不同的立場。而北京政府的取態及香港社會對「真普選」的支持程度，就是影響著他們判斷香港最終會有「真普選」的可能性有多大的主要因素。當然不排除建制派中也有真正支持「真普選」的人。
那些相信北京政府不會容許香港可以有「真普選」 (即北京政府的C1或C2立場) 的建制派，他們的立場就是提供各種理據，來合理化有篩選提名機制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及以某種形式延續功能界別選舉，以這樣的「半真的普選」來作為香港政制發展的終點。這可稱為建制派的F1立場。最近有關「普選」定義的爭議，一些建制派說《基本法》中的「普選」只要求「普及」但不包括「平等」，或說功能組別選舉也能符合「普及和平等」的要求，或說「普選」的定義最終只能由北京政府來決定，都是F1立場的具體表現。持F1立場者有多少及影響力有多大難以確定，但相信不會是所有建制派都是這一種立場的支持者。
若建制派不能完全肯定北京政府是絶對不會容許香港有「真普選」，而是認為北京政府在現階段對「真普選」還未有定論，仍要考慮香港各方，包括了建制派本身及香港社會普遍對「真普選」的看法，才會作最終的決定(即北京政府的C3立場)，那麼他們的回應可能有兩種。
第一種建制派的回應是會盡能力讓北京政府相信「真普選」是不利於香港的安定繁榮及經濟發展，故應採納「半真的普選」而非「真普選」為香港政制發展的終點。這可稱為建制派的F2立場。同一時間，因北京政府可能考慮的因素還包括香港社會渴求「真普選」的程度，及由此引伸出不實行「真普選」對香港特區管治的負面影響有多大，故建制派也會發揮他們對香港社會能有的影響力，令更多香港市民也會認同「真普選」是不利於香港的安定繁榮及經濟發展。若建制派能在香港社會產生更大聲勢，北京政府就更有可能不採納「真普選」。這可稱為建制派的F3立場，而F2及F3立場可以是同時進行的。相信持F2及F3立場者，到現在為止在建制派中應是大多數。
另一種建制派的回應是他們也可能明白到香港社會對民主有著強烈訴求，若香港不能最終實踐「真普選」，香港特區的管治仍會長久存在難以化解得到的深層次矛盾。他們也會認為北京政府亦有可能看到這一點，故不能排除北京政府會最終接受香港是要實現「真普選」的 (即北京政府的C4或C5立場)。故為了保障自己的長遠利益，他們會接受香港政制發展逐步開放到最終達至「真普選」，但希望這過程能長一些，以使他們能有更多時間準備，並會要求在設計過渡的政制時，要給與建制派充份的照顧，讓建制派在將來實現「真普選」時的政治影響力能儘量不減。這可稱為建制派的F4立場。
可能還有一些建制派是真心認同香港應要實現「真普選」的，這可稱為建制派的F5立場。但因這醒覺可能來得遲了一些，故若在一二年就實現「真普選」，他們肯定會處於相當不利的位置，甚至在一七/二零年實現「真普選」，他們也還未必能準備得好，故他們的具體表現會與持F4者分別不大，分別只是持F5者是基於對民主的信念，而持F4者則主要是策略的考慮。但這分別會影響他們抗拒在一七/二零年就實現「真普選」的強弱程度，F5者應會較F4者弱。不過相信在現階段，無論是持F4或F5立場的，在建制派中應仍是少數。
對應著建制派中的不同立場，泛民其實也應有不同的回應方法。當然對F1者，那是沒有甚麼可談的了。無論是泛民中持D1(堅持在一二年實行「真普選」)、D2(支持「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來推動香港儘早實現「真普選」)、D3(以傳統的遊行、示威、發表公開的立場書、及在議會內抗爭的方法以達到同樣目的)、D4(提出修改政府提案的具體建議以達到同樣目的)、或D5(用公投、遊行或其他方法去建構香港社會的民主文化)立場的，都同樣會提出理據去駁斥建制派持F1者的看法。
對F2或F3者，泛民的回應就是要與他們爭奪香港社會的認同，讓香港市民明白「半真的普選」的不足及「真普選」的重要性。在這戰線，持各種立場的泛民都會參與，而以持D5者為核心，但問題是他們所用的方法在實際上能否有效地拓展及深化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認同。
其實泛民爭取的應是建制派中持F4及F5者，因大家之間的距離是最少，而最有效能作出回應的應是泛民中持D4立場的，因兩方面是存在著很多能對話的可能性。雙方可共同構思如何設計一二年及過渡至「真普選」的政制，以使能得到泛民及建制派內部更多方面的認同。這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影響北京政府的最終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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