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香港的民主文化

在余曾大辯論中，曾蔭權提到在談民主時，有什麼樣的民主制度是重要的，但是要有相配應的民主文化都是同樣重要的。過去我們討論政改的焦點，常在於政府的政改方案是怎樣，及它會否被通過，但曾蔭權卻提醒了我們建構民主文化在政改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變幻莫測的政治環境中，政改爭議發展至今，政府的政改方案很大可能會被通過，温和民主派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成為了突破政治困境的轉機。雖是如此，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路，仍是漫長及充滿著變素的。但無論如何，今回在二零一零年在香港發生的政改爭議的歷程中，我們卻至少看到各方，包括了特區政府、建制派、温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甚至是北京政府，都對建構香港的民主文化作了一定的貢獻。

民主制度包括了三個主要元素：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參與(participation)、及商談(deliberation)。這是說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透過商談及其他的方式，參與涉及他們利益的公共決策。要建構起與民主制度相配應的民主文化，就要能夠讓公民明白、體驗、和從而孕育出尊重政治平等、鼓勵公民以更直接的方式參與公共決策、及願意以商談方式化解分歧的共同信念及價值。

各方對建構香港民主文化的貢獻，可能是出現在民主文化的不同層面，但整合起來，還是長遠地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先談公民黨及社民連的貢獻，他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讓所有公民都可平等地有機會透過選票，表達他們對普選的訴求，那是能幫助建立起政治平等及公民參與的價值。雖然最後整體的投票率不高，但這不表示只有投了票的人才有參與，因即使是不投票的人，也有相當數量是經過慎重思考後才決定不投票，那亦是一種公民參與的形式。長遠來說，這運動或能使香港社會對公民有權直接及公平地參與重大的公共決策產生出更高的期望，即使方式未必一定是以議員辭職補選來推動變相的公投。

北京政府亦有其貢獻。首先，北京政府官員自八九年後破天荒地與泛民主派的成員開展了對話，起先這可能未完全算是商談，只是各自表述的居多，但那也至少是向實踐商談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到温和民主派所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最終得到北京政府接納，那麼這一次對話可說是有了更多的商談成份，即使北京政府是基於策略的考慮接受這方案。這對建立起不同意見者能以商談分式解決分歧有著重大的先例作用。

另外，北京政府透過高級的官員去講述個人的看法，公開認同了「普選」是「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那是北京政府第一回確認了政治平等的原則。雖然官員的說法是公民的選舉權還是可加上「合理的限制」，但這些限制還是得與政治平等的原則及價值相符的。無論功能界別選舉是否最終會被廢除或會以甚麼方式保留，那都要符合政治平等的原則。這對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在現有傳功統功能界別的成員間，建構起政治平等的信念及價值是會起了關鍵性的帶頭作用。

曾蔭權今回推動政府的政改方案，相較於零五年時，有了很大的改變和進步，他的工作雖未必全然符合上述民主文化的各個元素，但至少他是朝著正確的方向行。

首先，曾蔭權帶領眾高官落區推動「起錨」，目標對象並非立法會的六十位議員，而是普羅市民。不論這次爭取市民支持的行動是否成功，也不論市民如何具體參與政改的決定，但他把爭取的對象聚焦為普羅市民，其實已明確表示了政制發展的問題是所有公民都有權決定的，而不單純是由立法會內的議員精英去決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確立了政治平等的原則。

接著，雖然明知勝算不大，曾蔭權仍要主動找辯才比他好的余若薇辯論政改，其目的看來不只是為了政改，而更是為了建立起一套讓執政與反對雙方平等地就著政策分歧進行公開辯論的政治文化。雖然曾蔭權在辯論中並沒有落實商談，主調仍是各自表述及攻擊對方，但能把反對派的領袖置於對等的平台上進行對話，那不能不說是開了香港政壇的先河，也為以後香港政治立下了先例，強化了政治平等的原則，因反對派領袖是有著能與執政的特首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此外，北京政府起先對温和民主派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是吹冷風的，但最後還是接納了，相信在背後曾特首必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去促成了温和民主派與北京政府官員的會面能成為真正的商談，致最終能達成共識。

温和民主派的努力也對建構民主文化有著重大的貢獻。他們願意不再堅持一二年雙普選，和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零七年決定所定下的限制，及能以不忘原則的政治彈性，向特區政府及北京政府提出區議會改良方案，打開了不同意見者能進行對話及商談的大門，那對建立起商談的政治文化有著積極的作用。

最後建制派也能以同樣的商談態度，討論及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令政改得以向前邁進，即使當中也是有策略的成份，但他們能做到這樣，建制派也算是為香港建立起民主文化建下了一功。

這一次有關政改的爭議，政府的政改方案能得以通過，區議會改良方案最終被各方接納，從建構民主文化的角度看，在各方的貢獻下，香港的民主文化是有了很大的推進。雖然香港民主的前路仍的漫漫，已建立起的民主文化亦有可能會出現倒退，但從各方在今回政改爭議所得的經驗及在已建立起的基礎上，我對香港民主制度及民主文化的發展仍是審慎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