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6日 星期四

中港差異系列之三:管治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上兩星期的文章我指出因各自走過的歷史路徑不同,導致中、港兩地的人,以四、五十歲的一代的知識份子為例,視點受歷史所帶來的影響有所局限和不同,亦使大家對事物的分析、判斷及評價很不同。一個例子就是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所處的管治危機。

以內地的視點看,香港現在面對的管治危機是源自內部的深層次矛盾,而這矛盾的根源主要是經濟方面,尤其是由經濟轉型造成的震盪引致貧富懸殊的問題。按這分析,解決的方案自然就是從經濟方面出發。因此,他們就會建議香港社會應放下政治的爭拗,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在經濟建設。要香港社會整體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那麼香港的管治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形成這一種分析其實與中國內地在過去幾十年所走過的歷程有相當大的關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政治那麼激烈的年代,整個中國社會都身受其害,人民生活陷於極大苦況,令文革後的共產政權面對極大的管治危機。故當鄧小平上台提出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那自然是對症下藥,切中內地所面對的問題的核心,為共產政權贏回管治的正當性 (或說認受性)。過去三十年經濟放革的成果,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國力也因而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因而也發揮愈益重要的影響力,那都是令中國人民大體上是支持共產政權的原因。再加上看到同是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改革時以政治改革行先而最終導致整個蘇聯解體,更論証了他們經濟改革為本的想法。把這想法推展至香港,那自然得出了上述對香港管治危機的結論及建議。

但從香港的視點看,香港現在面對的管治危機也是源自內部的深層次矛盾,但這矛盾的根源主要卻是在政治方面。當然這不是說香港不面對經濟的問題,而是認為現在看到的各種經濟問題只是問題的表層,真正的問題核心的由於政治制度不公平所致。

以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經濟制度發展的階段、法治的狀況、及經濟發展對社會文化的關係等的角度看,香港人早已超過了單純看經濟生活提升就會滿足的階段。這影響到香港人對政府正當性的期望與要求與內地是有所不同。若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一個能使經濟快速增長的政府,不需要有民主的政治體制,也會享有管治的正當性。但把同樣的政府放到廿一世紀的香港,還是這種管治體制,要香港人接受其管治正當性,那就難以想像了,因香港人的政治文化隨著經濟發展已改變了,香港人所要求的不單是物質方面,而更多是「後物質」方面的價值如法治、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他們亦會更醒覺到要以行動去爭取及保障這些價值。叫香港人倒退回只滿足於改善經濟,那是沒有可能的。

正由於這原因,特區政府若是要推動經濟或民生政策的改革,在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下,因缺乏管治的正當性,那令其經濟以至民生的各項政策都不能有效地推行。一些重大的經濟及民生的改革政策,很多時候都需要經過陣痛後才會見到成效,但缺乏正當性的特區政府根本沒膽量去承受這些陣痛,令任何重大的經濟及民生改革政策都難以推行,致有「坐困愁城」之說。失效的管治導致政府的管治正當性進一步受損害,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中,那不是靠換一個特首就可以解決的。一日政治制度不改變,達到香港人所期望的公平性及其他價值的要求,一日香港的管治危機也不能解決。因此香港方面對解決香港管治危機的方法主調是政治而非經濟,與內地的看法正好相反。

當然香港若是以我們的視點去看內地的問題,我們也會受到我們視點的局限而出現偏差。以香港人對政府的正當性的期望,專制的共產政權根本是沒有理由可以維持下去的,在八九六四後不久早就應該倒台了,這也是不少西方分析的觀點。但這看法卻忽略了影響一個政府或政權能否實質維持其管治的政治正當性,並不是引用一些客觀的管治正當性的標準來釐定,而是由那些被這政權管治的人民的主觀感受來決定的。

被管治的人是否認同某一種政治體制下的政權,是受到那一社會本身的文化歷史、經濟發展的階段、法治的狀況、外在及內在的政治發展等因素影響。在社會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人民可能只期望政府能提升社會的經濟水平,令人民生活得以提升就足夠了,政治體制是否民主或公平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這正是中國當下的情況,也解釋了為何共產政權在八九之後,反而是相對上穩固,即使在地方有一些小動亂。

因此無論是以內地的視點看香港的問題,或香港的視點看內地的問題,因著視點的局限,那都會造成偏差。以偏差的視點去分析及判斷對方的問題,甚或評價或建議一些解決方案,都必然是不足的。故此,我上星期提出必須超越視點的局限,把視點提升(即醒覺自己的看法如何受個人及所處社群的歷史所塑造) ,擴闊視野(即掌握更多的資訊去判斷自己的觀點是否全面、準確及是否為其他人所認同),和擴遠視野(即把觀點放進一個更長遠的發展趨勢中去測試看它是否能經歷得起時間的考驗或是否能配合歷史演變的趨勢)

我看擴遠視野是尤其重要。當明白社會發展的趨勢,香港現在所經歷的問題,說不定就是中國在未來十至二、三十年後會面對的問題。讓香港先試行以民主選舉去化解管治危機,吸取了經驗,那麼當中國社會如在政治正當性的期望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而有所轉變時,共產政權亦可在其政治改革歷程中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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