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差異系列之五: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

中港之間的差異除了見於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所處的管治危機的性質及對「一國兩制」的解讀外，還見於他們如何看普世價值應用至中國社會的情況。

簡單去說就是他們是否相信或看重普世價值，及在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歷程中，應受到普世價值多少的規範；及中國社會本身的特色是否可蓋過這些普世價值或至少是在這些普世價值引伸至中國社會時得因應中國社會的特色而有另一種解讀。

普世價值是整體人類社會基於人類個體或人類群體的共通本質或需要而發展出對人類個體及群體的期望，在經過漫長的歷史而逐漸被普遍接納的一套作為指引人類之間及人類群體的之間關係的價值標準。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人權宣言》。當中所包含的各種人權成為了當代的普世價值。其他的普世價值還包括民主和法治。

當然對那些價值能達普世價值的層次，也不是沒有爭議的。各普世價值的演譯也有寬緊。普世價值並不是要求所有人類群體都必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把價值的內涵引伸至群體內。人權的標準亦會考慮個別的人類群體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特點而容許不同的人類群體有不一樣的體現各項人權的方法。但重點是這些演譯上的差異卻不能偏離那一個價值的核心內容。

有說法指不少普世價值是在先在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故現在所說的普世價值其實是西方價值，因此當人們在談普世價值時，那只是強把西方的一套加諸非西方的世界，是一種西方的文化霸權，只是用來延續西方國家的政治及經濟霸權。無疑不少普世價值是源自西方，但一旦一套價值經一些國家的經驗，驗証它們是能反映人類共通的本質、需要或期望，又為整體人類社會接納，那麼它們的源頭是那裏並不再重要。

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在決定本身的發展歷程及模式時，基於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情況而有的一套專屬於中國的一套價值標準和方法。鄧小平發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當代講中國特色的始祖。近年中國特色的說法愈來愈多被引用來解釋中國有異於其他國家處理不同社會問題的方法。

當然中國特色並不一定排除普世價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本身就是要突顯中國所實行的仍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也可說是包含了一套普世價值的思想，只是要考慮中國社會本身的情況去定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具體實施的過程及方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亦開始採納人權的語言，在零四年更修憲把保障人權加進憲法內。

近年更有說法把中國現代化的模式發展成為一套「中國模式」，以它來抗衡西方的一套發展模式，甚至可把它推廣開去，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選擇發展模式時，在西方的發展模式以外的另一選擇。這樣，中國特色更轉化為一種普世價值了。

香港的一代相對於內地的一代，可能較相信普世價值的存在及更看重普世價值，並較抗拒以中國特色的說法去作為借口不在香港的制度發展中引用普世價值。內地的一代相對上會對普世價值是否存在持較強的懷疑。即使是接受普世價值的，也相對上會把普世價值看得較輕，或更傾向引用中國特色去解釋為何香港的制度發展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作為中國社會的一部份，在引用普世價值時可因應中國社會的特色而有另一種解讀。

這種分別也能解釋在設計香港政制發展的方法及進程時，中港之間存在的分歧。香港的一方希望能把西方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制度、三權分立制度及多黨競爭的政黨制度儘快引進到香港來實施，但內地的一方卻質疑這些西方式的政治體制未必適合香港，而香港是可以發展自己一套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的。雙方之間的分歧看來是相當明顯。

但其實從上述關於普世價值及中國特色的論述，除非是採納相當極端的立場，相信普世價值的人也會接受普世價值在引伸至個別的人類群體時，因應個別群體本身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特點是可以有不同的體現方法，那是不違背普世價值的信念，只要演譯不偏離價值的核心內容就可以了。

同樣地，即使是相信中國特色的，除了極端的信徒，也不會說要把一些普世價值完全排除出去，而中國特色的精粹正是在一些普世價值上加進本土的特性，以配應中國社會的獨特有異於其他社群的情況。因此，相信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的，實際上的分歧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分別可能是在於對普世價值的詮釋時，相信中國特色的會選取一個詮釋更傾向於接近中國情況，再加進更多本土的特色去進一步演譯具體的實施方法。而相信普世價值的在詮釋普世價值時，未必會選取個能更反映中國情況的，而在設計實施細則也未必會引入那麼多的本土考慮。因此，普世價值中必然是有著中國特色，而中國特色中也必然是有著普世價值的。

在這一系列探討中港差異的文章中，我最希望是要指出中港雙方，雖因走過不同的歷史路徑，大家誠然也在視點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但到了操作層面，雙方的差距並不是如想像中那麼大的。故此，我深信只要雙方能用更開放的態度去增強相互的了解，在香港的發展的路向上並不必然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