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 星期四

反思反腐敗

溫家寶總理在剛結朿的全國人大會議後的記者會上, 回答外國記者關於政治改革的問題時,指出當前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除了反腐敗外,他還提出要在社會實現公平公義,解決公民的收入分配及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的不公,讓人民可分享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而也是必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此外,溫家寶還說要給每個人受教育的機會,充分發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

因此溫家寶對進行政治改革是非常肯定的。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只有不斷地改革,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

在上星期的文章我指出,溫家寶對政治改革的論述,相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多個「不」,留有更多解讀空間。吳邦國明確地說「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不搞兩院制、「不搞聯邦制」、和「不搞私有化」。簡單說,吳邦國認為任何政治改革都必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單一領導地位,也就是說得繼續集權在中國共產黨手中。

有意見認為兩人說法有衝突,是中國共產黨內部開明及保守兩派的矛盾表面化。但也有意見認為,即使共產黨內有分歧,也不會把不同的意見用如此方法公開地說出來。從溫家寶在提出他對政治改革的看法後,還是重申在中國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還是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我也認為溫家寶和吳邦國兩人的說法並沒有衝突,只是二人把重點放在不同地方。

若是這樣的話,問題就變如既要符合吳邦國多個「不」,但又要實現溫家寶所提出的反腐敗、公平公義、獨立創新等,那是否可能?我看二人的論述雖沒衝突,但把二者說法結合起來卻在本質上存在著很大矛盾,令他們對政治改革的說法很難同時實現得到。

首先在反腐敗上,按溫家寶的說法,那是要透過改革制度和體制來達到。吳邦國應不會反對這點,但他卻可能認為任何改革都不可用「分權來限權」的模式來達到。他的幾個「不」正是針對西方政治制度以「分權來限權」的政治原則。但要反腐敗就得「限權」,不然就不能使官員們不以公權來謀私利。由於中國憲法觀只接受「集權」而不接受「分權」,那麼一個能把他們共融的說法就是以「集權來限權」。

或許「集權」與「限權」從本質上並非絕對不可共存,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就是相信「集權」也能「限權」,方法是透過共產黨內部的監察機制及官員內裹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不是說內部及內在的限權機制及方法一定不能達到此限權的目的,但卻會把人性放於一個極大的考驗中。

即使共產黨的高層領袖在起先都能忠誠地及堅決地要反腐敗,但要成功反貪腐,那就得所有高層領袖以至所有負責內部監察的共產黨員,並所有受監察的官員都能在以後日子的大部份情況下都能秉公行事,不會因私利、人脈關係或形勢考慮而徇私。但在缺乏外在的限權機制下,那對人性的考驗卻可能實在是太大了,令成功的機會變得非常小。現實中,並不會有太多人可以達到這接近聖人的地步。但一旦要設立外在的限權機制,那無可避免地就要分權,而不再是集權了。

家寶另外提出要達到反貪腐及消除由此而產生的民怨,那就得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但同樣是在集權於共產黨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又不會越界變成挑戰共產黨的單一領導地位呢? 那對民眾及負責執法的官員都是極大的考驗。結果或是民眾憂於一旦越界就會受懲處,就不敢放膽批評,令透過民眾來監督政府來反貪腐的成效不彰。或是民眾對政府批評激烈,甚至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卻是現階段共產黨所絕不容許。能在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雖非沒有可能,但卻也是要求人在智慧、能力及德行上能達致近乎聖人的水平。這同樣是機率不高。

還有,吳邦國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但那又如何可做到家寶所說要充分發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呢?很難想像在思想不能多元的情況下, 人如何能夠有獨立思維及創新。雖非絕不可能,但那卻同樣是對人提出到一個近乎是天才級別的要求。

我不直接反對吳邦國的說法,而西方的多黨制、多元化三權兩院制聯邦制等,誠然也有它們本身一大堆的問題,也不是有了這些制度就必然可以成功反貪腐。但它們對人性的假設相較上來得符合現實得多,令它們能成功反貪腐的機會至少是大一些。中國式的方法也不是絕不可能,但卻要有很多聖人同時出現才可達到。那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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