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的第四個五年

快將選出的新特首將會帶領香港面對特區第四個五年的各種挑戰。現在還難定論會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當選，但無論是他們那一人當選，特區第四個五年的管治環境之惡劣已是可預見。

有效管治的其中一個支柱就是政府必須享有相當程度的正當性。體制上的缺陷已導致特區政府先天上在正當性上有「缺失」。過去兩位特首在執政的起首時，所主要依靠是他們個人在執政前已累積起的聲望、經驗或公眾對他們的信任，令特區政府在他們執政的初段，還可享有不錯的正當性程度。但這種正當性源頭相當不穩定，當來自特首個人的正當性因著多次政策失誤或他們個人失言失行而逐步耗掉，特區政府的正當性到了他們管治的後期就都冋樣陷入破產邊沿。

但第三位特首的境況將會比他們差得多。兩位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都同時涉及一些誠信的醜聞，故他們在當選那一刻開始可能已陷入了個人的正當性危機。再加上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的醜聞，都會進一步強化公眾對官商勾結的印象，因而對新上任的特首要求更高，故特區政府在第四個五年的開始階段，將並不能如過去般，借助新特首的個人威望去短期地提升整體政府的正當性，而會在一開始就可能已跌到正當性的破產邊沿。一旦出現了一些政策失誤或突發事件，特區政府就會即時陷入崩潰的危機。

有效管治的另一支柱就是政府必須在體制內得到穩定的支持。同樣因體制設計的問題，在沒有政黨制度下，特區政府在立法會內並沒有票，故只能依靠鬆散的建制派管治聯盟，蔭於北京政府的大旗下，勉強維持著其主導地位。到了曾蔭權管治的後期，因著立法會必然要朝普選發展，令建制派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已變質，特區政府再難在每一政策上都保証得到建制派的支持。有時候，更因建制派倒戈而被迫收回政策或要大幅改動原先說了不可改變的部份。名存實亡的管治聯盟令管治變得舉步為艱。

但經歴過今次特首的有競爭性選舉，新特首與建制派的關係進一步變質。

今回選戰暴露及尖銳化了建制派內部的分歧，更因選戰中互相扶黑，令出現了的嚴重撕裂難以修補。不少分析已指出現在唐營與梁營分別代表了建制派內的兩個版塊，唐營是代表了建制中處一線的工商界利益，旨在維持現狀；而梁營所代表的是建制中處二線的工商界利益，旨在重新「洗牌」，令工商界內的利益可有機改變。但建制派內還有兩股力量，在選戰到了此刻還未決定要把籌碼押在那一方。

一是傳統的左派力量，過去因北京政府是站在特首後面，故傳統左派即使不情願也大體上要支持特首。但現在連北京政府也看不清全局的變化，故傳統左派只能暫時隔案觀火。由於傳統左派還未有信心可直接執政，故它雖已在逐步壯大中，但在此階段仍只能在建制派內扮演著「抬轎」的角色。

另一力量就是公務員及專業界別，這股力量可能相對上還不是那麼有組織，但實際管治經驗卻最豐富，人數也可能是最多，亦是最有可能把泛民的支持者爭取過來。作為一股執政力量，它現仍處建制派的邊沿，但實力卻不容忽視。或許由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領導的新民黨正是要凝聚這一股力量。她嘗試「入閘」參選特首，最終要望門輕嘆，但仍得到不少人的認同，正好反映了這股力量的現狀及潛力。

因著今回選戰而產生了的裂痕，至少在短時間內，建制派內部力量的多元源頭之間的平衡已被打破。故最終無論是由唐或梁當選，他都需要極力的力量才能再次把建制派的力量整合起來。加上泛民主派必會繼續扮演其反對派的角色，而泛民主派亦是派系眾多，故新特首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將會是一個戰國混戰的局面，其政策及法案要在立法會內取得足夠支持，必會比後曾蔭權時代更困難。

從這兩點看來，新特首的管治能力必會較之前的兩位特首更弱，故在未來五年，特區管治之難是可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