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快要公布新一輪的政制改革諮詢，香港又會進入另一次的政制爭議。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參與多次的政制改革的討論，至今已超過四分一個世紀。但經歷那麼長的時間，香港離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看來還要起碼多等十年。不過看一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在經濟、法律、教育及其他方面都比香港落後的其他社會，都比香港早已實行民主。
有人或許以香港的主權國(過去及現在的)不容許香港發展民主憲政來解釋為何香港可以在各方面都能發展迅速及成熟(尤其是法治及經濟的發展)，但民主發展卻有滯後的現象。這當然是其中一個解釋，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文化原因，導致香港雖具備了一切硬件的條件(如法制、經濟發展程度、教育水平等)，但因在軟件上(即政治文化上)的不足，令到現在為止我們與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仍有著一個不短的時間差。
令民主制度遲遲未能在香港建立起來的深層文化，由多個價值及信念組成。
第一個是天命觀。傳統上中國人相信掌權者能掌權，是因他得天授命，因而有著管治的權威。天命觀中的天並非不對掌握者沒有制肘，若天不滿於掌權者的施政，天會以天災人禍來顯明，但因如何去解釋這些徵兆的權力仍是在於掌權者本身，故天命變成了由掌權者操弄的一種功具。（又是解釋權的問題！）
依天命觀，共產政權既掌控中國大地，那共產黨就是得天命去管治中國，雖共產黨本身是無神論的。那由共產黨欽點的香港特首自然可沾著一點兒的天命去管理香港。那麼要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即反對共產黨得天命的管治權，那就是違天了，除非中國大地出現一些徵兆証明共產黨已失去了天命，但現在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即使有一些天災人禍，也不足証明共產黨已失天命，甚至可以說共產黨正處天命的高峰。
有多少香港人仍會持這種天命觀，我不敢肯定。可能是老一代的香港人還會是這種天命觀的信徒，也或許沒有太多人會明確地以這種天命觀去看香港的政治制度。但文化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故即使是新一代的港人，可能沒有理由還會受這種天命觀影響，但實際上他們在不自知中，天命之說可能令他們不意識地對民主沒有興趣或沒有信心。
第二種是功利觀，但因以下我還會有另一種功利觀，故我稱這為功利觀一型。功利觀對香港人來說應是一點都不會陌生的了，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就是不少香港人所認為的金科玉律。若現有制度能為香港帶來經濟奇蹟，那麼要改變它成為民主制度，將有可能使香港經濟發展受損，因此不值得冒上風險去進行民主改革。
那些在現有制度下享有既得利益的，更沒有理由要去改變。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既得利益者也不見得不能繼續享有現在相等的經濟利益，只是會換了一套規則和方法而已，但那應無可避免地仍存在一點兒風險，他們是連這點兒的代價也不願意付出去給民主一個機會。
第三種是漠視觀，「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價值的最好寫照。各人為了個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讓家人可過好一點的生活已耗去大部分的心力及體力，那還有餘力去關注民主發展。香港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屬於這一群。也不能對這一種信念持很尖銳的批判，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都是持著這種信念，對一個小市民來說，不這樣還可以怎樣？
第四種也是功利觀，我稱它為功利觀二型。持這種信念者是認同民主的價值，並甚至願意為民主而付出。其功利觀是在於他願意為建立民主制度所付出的，只限於大體上不影響他及家人的生命及現有生活水平的程度。民意調查時必會支持儘快實行雙普選、簽名支持取消功能組別選舉、選舉時必會去投票、上街遊行、參選從政、示威甚而因而被捕，對不同的人他們準備為民主所付出的代價會不同，但都必不會超過底線。
可能有一些國家的人願意為民主付出更多，但我也不能對功利觀二型持甚麼批判的態度，我自己也屬這一類型。我已過了仍懷有浪漫革命熱情的年歲了，不會認為人為了民主要拋頭顱、灑熱血，而民主的價值也未高至一個地步值得這樣做。
所以我不是說所有人都要超越功利觀二型，去擁抱那願意為民主而付出一切的民主革命觀，也不是說只有當香港人都持有民主革命觀，香港才能有民主。我相信只要大部份香港人能從天命觀、功利觀一型或漠視觀轉變為功利觀二型，那已能累積足夠的力量去突破香港的文化深層問題以實現民主了。
上述三種觀點，我相信天命觀應是最難改變，只能寄望這一代人會很快過去。要使功利觀一型改變，關鍵是要讓他們看到在民主制度下，他們的利益不會受到威脅甚至可受到更好的保障，且風險不大故值得一試。或者是去証明不進行民主化，他們現有利益所受到的損害可能更大，故更大的代價和風險是維持現有制度不變。
漠視觀應是最有可能轉化為功利觀二型的了，只要讓人們看到建立起民主的制度，他們的生活是可得到改善，那他們或許會關注民主的發展，並願意為民主付出微少的一點，即使個別看來是微少的。民主的真義正是在於不是要有超人或英雄，而是相信每一個小人物都是那麼重要，只要每一個人都願意付出一點兒自己的力量，加起來就足以推動整個制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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