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回歸？

香港人是否已人心回歸呢？這問題似乎是北京政府對港政策的一個關鍵考慮點。但甚麼才算是人心回歸呢？

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可能還有不少港人寄望英國人可以在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但這種想法在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就湮沒了。港人在願意與無可奈何之間接受了中國在九七年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但不少港人對共產政權仍是心存疑慮，故在當時出現了一股移民潮，有能力或有門路的都嘗試去拿外國護照為自己及家人留後路。不過在過渡時期及特區成立後，看到香港的情況大體能維持，不少移民到外國的港人都選擇了回流。故他們或許在開始時用移民的行動去表達他們那種抗拒和懷疑的心態，但最後也是用行動回流表達了他們已轉變為接受主權回歸的取態。

因此，若人心回歸是指港人接受主權回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那麼港人可能在開始時是有一些抗拒，但大都到了現在已變為接受了。可能北京政府認為人心回歸這程度是不足夠的，因這種態度還是欠缺積極擁護及隱藏懷疑的心態。最關鍵的可能還是港人所接受的回歸，只是一個抽象的中國，而不是那現實存在的中國，那個堅持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若港人不是全面全心地接受回歸這個現實的中國，那還是不足以讓港人行使民主權利實行真正自治的。

為了達到「真正」的人心回歸，北京政府也不可以說是沒有付出努力。在特區成立初期，北京政府完全信任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治理香港，差不多是完全沒有插手香港事務，除了是在董建華提出要求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裁決以解當時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之困。北京政府希望讓港人覺得她是真的尊重港人治港，而願意真的人心回歸。但很不幸運地剛巧踫上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等事件，導致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及儘早實行普選。因觸發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的是二十三條立法，那反映了港人經過北京政府這些年的努力，雖已經達到主權回歸，但似乎還是深存對共產政權的抗拒和懷疑。

北京政府被迫改變策略，由當時民望極高和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替代董建華為特首，並在經濟資源及政策上給予香港極大優惠以解香港經濟和財政上的困難。但這些實利的行動卻不能完全打動港人，而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抗拒和懷疑，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多，卻似乎是有增沒減。這從港人對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親共背景而產生的不信任，及一些國內事件如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所產生的強烈反應可看到。這或許就是現在特區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的背景。北京政府對港人未能人心回歸，歸咎於在年青一代中做的功夫不夠，不能讓港人從心底裏認同那現實的中國，故此必須儘快開展這方面的教育工作，冀望能長遠扭轉這局面。

綜觀北京政府對促成港人的人心回歸的方法，首先是放手讓特區政府自行管治，到給香港送上經濟大禮，再到現在要推行國民教育，其用心也不可說不是良苦了。但問題是以香港的實際情況，由港英管治時期及過渡期，以至特區成立初期，到零三七一後，這些努力看來都不能取得預期的果效。

就以國民教育來說，由提出諮詢的文稿到現在定稿的指引內容，實在看到不到這樣的國民教育如何可以做到北京政府所希望見到的那種人心回歸。更大的問題是即使特區政府提出要推行的只是這樣的國民教育，竟也惹來極大反對，重新挑起港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和懷疑。不少辦學團體、學校老師和家長都在蘊饟拒衡的實質行動。這樣下去，國民教育即使能推行，應也難達北京政府原要達成的目標。

因此，要真的人心回歸，北京政府若要讓港人真心認同其管治，門面的功夫、大禮和思想改造都會是沒有用的。唯有信任港人，讓他們可以真正地行使民主的權利，自主地選出他們的政治領袖去實行高度自治，在互利下與內地在經濟發展上合作，並在不違背香港的核心價值下讓香港的年輕一代增加對抽象及現實中國的認識，港人的抗拒和疑慮才有望逐步減弱，那才能有望達到真正的人心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