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管治十五年

香港過去十五年管治不善，差不多可以說是共識。造成管治不善成因很多，或許是因全球化令𣎴同產業增值出現很𣎴平均的情況，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產生極深的社會矛盾。或許是外圍經濟情況轉差，令香港外向型的經濟承受極大衝擊，致經濟增長遠遜競爭對手。或許是因香港處經濟轉型階段，卻未能建立新的產業，讓財閥們利用機會把壟斷由一個產業領域擴展至多個領域，令經濟資源高度集中，產生地產霸權之說。

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內因，那就是管治文化的轉變。在殖民地時代，港人普遍是政治冷感，在借來的地方及借來的時間，所關注的只是自身的生活，對殖民地政府沒有甚麼期望，只求能有一個自由的空間，自力更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引起的關注，其實也止於對能否保留這片可讓他們逃避共產黨統治的自由土地的憂慮。八九六四引發整個香港的震動，也不無兔死狐悲之念。香港回歸既已是必會發生之事，港人深恐內地政府的貪腐及高壓統治會損及香港這片自由土地。之後出現的移民潮正好論証這點，既然香港自由有可能失去，本著「自求多福」的信念，最佳的保障就是自行安排退路。回歸前的管治文化可總結為：「不求政府做甚麼，只求能自由地為改善生活而拼搏。」

在主權回歸之時，港人其實對前景並沒有很清晰的想法，雖有《基本法》的各項承諾，由董建華出任第一任特首也的確做到港人治港，但這由港人組成的政府可以做到甚麼，也並不是太清楚。但起碼在管治文化上已有了細微的轉變，至少香港已清楚是我們的地方，我們不再是寄居者。回歸初段，港人擔心的自由倒退並沒有發生，共產黨亦對香港事務相當克制，那的確令港人對前境信心增加了，不少移民海外的港人都先後回流。董建華初上任提出不少鴻圖大計，那也的確能令港人對特區政府有所期望。回歸初段的管治文化已不知不覺間有了轉變，可總結為：「香港是我家，期盼特區政府有所為。」

但這種對特區政府出於「心屬香江」而慢慢建立起的歸屬及期望，正造成了之後十多年管治不善的主因。若董建華能完成他的鴻圖大計，或許香港會與現在很不一樣。但不幸地，董建華上任後就踫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跌進了通縮的深淵。過去港人只求能自由地為改善生活拼搏，但現在卻發現自由雖仍有，但無論如何拼搏，生活卻難以改善。管治文化內產生了變化，對政府應扮演的角色有了不同的要求。以前人們只要「自求」，就可「多福」，政府只要確保人們有「自求」的自由那就可以。但當人們「自求」卻不能「多福」，他們就期望政府必須在確保人們有「自求」的自由外，也要確保他們「自求」的努力能轉化成「多福」。這可總結為：「我要能自求，特區政府要讓我多福。」

但因踫上大形勢的變化，加上特區政府施政多方失誤，亦不智地進行二十三條立法，挑起港人對八九六四的恐懼回憶，令他們對一個由共產黨主導下產生的特區政府失去信心，管治文化再起變化，促成港人再不只是要求「政府做甚麼」，而是要求能有權決定「政府是甚麼」。這種渴求，在零三之後直至現在並沒減退，且在不斷累積中。這使現在不是經由港人民主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失卻有效管治所必須要有的正當性，令特區政府即使要有所為也無從做到。這可總結為：「我不要欽點的特區政府，我要有權選一個我自己的政府。」

港人的醒覺也𣎴止於政治權利方面，在過去的十多年，香港先後出現保護維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的社會運動，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已不再只滿足於或盲目追求經濟發展，他們對一個理想的香港社會有更高層次的要求，對環境保護及文化保育亦有了要求。港人已由只希望有一個讓他們可以自求多福的自由空間， 有了更深層的的管治文化轉變，可總結為：「我們要享有權利參與及決定這空間要怎樣才能使我們可持續地及公平地自求多福。」

特區政府未能掌握香港管治文化在過去十五年的轉變，導致施政不能作出適切回應，是造成香港管治不善的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