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自治十五年

香港特區經歷了十五年的自治，當中有其基調，但也有變化，或可以用「一國兩制」中「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微妙關係演變來說明。

「一國兩制」是北京政府的和平統一政策，能容讓「兩制」存在，即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可實行不一樣的制度，是為了實踐「一國」。因此，無容置疑的是，按官方的版本，「一國」必然是「兩制」之本，「一國」是目的，「兩制」是手段。但在「一國兩制」實施到香港時，不少港人對「一國兩制」有著不同的看法，是為了能讓香港可以保持其原有的制度，而接受「一國」的統治，因此，他們理解「兩制」才是目的，「一國」是手段。

由《中英聯合聲明》開始直至現在，香港如何實行高度自治及能實行得到多大程度的自治，其實都是官方的「一國」為本的「一國兩制」與港式解讀的以「兩制」為先的「一國兩制」之間不間斷的博弈。「一國」與「兩制」之間存差異和矛盾是事實，但「一國」與「兩制」之間並不必然要出現衡突和紛爭。處理得妥，即使對「一國兩制」有不同的解讀，也可以是共存的。

正是基於這原因，北京政府官式地向外解說「一國兩制」時，並不是在一開始時就明確地把官方版本宣示出來。在開始時為了爭取大部份港人的接受，也要在國際社會爭取認同，官方的解說是「一國」和「兩制」在「一國兩制」下是平衡的，並沒有以那一方為本為先的。這是由《基本法》起草、過渡、特區成立、至零三年前，都是如此。也即是說，在特區成立初期前後，「一國兩制」的官方版本與官方解說基於政治的考慮是不同的。可能最關鍵的是在這階段，在香港並沒有形成對「一國」的實質挑戰，而受北京政府信任的行政長官還能大體主持香港的大局。這階段可稱為：「一國」為本是官方的「一國兩制」版本，但「一國」與「兩制」 平衡是官方的解說。

不過到了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爆發了港人對董建華政權多年施政的強烈不滿，加上引發點是針對北京政府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亦對零七零八年就要實行普選凝聚了強烈的訴求。在之後，同樣了為了政治的計算，官方對「一國兩制」的官方解說慢慢地轉變回其官方版本，以突顯「一國」的優先地位，好讓北京政府因應形勢，在行政長官弱勢或不能再那麼信任下，取回影響香港實踐自治的主導權，尤其是有關在香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及路線圖。這階段可稱為：「一國」為本是官方的「一國兩制」版本，也是官方的解說。

但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發表的講話，又再對「一國兩制」的官方解說有了新的演譯。當中他特別強調要同時「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這是不是意味著官方的解說又回到最早階段以較平衡的形象來展示「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呢？

當然這不可能是「一國兩制」的官方版本也改變了，而只可能是官方的解說有了變化。但為何會有此變化呢？當前香港的政治情況較特區成立初期遠為複雜，要作此改變，或許是因為突顯「一國」為本的官本解說已沒有此需要。首先，新任的行政長官已是北京政府所能完全信任的，故不需如在曾蔭權時代，要用「一國」為本來警戒行政長官必須以「一國」為念。

另外，香港發展之今，抗拒北京政府的力量已成，或許應說香港的本土力量已形成。過去要突顯「一國」為本可能是希望能阻止這股本土力量成形，但在零三年後的多年，這反而刺激出港人更強烈要以「兩制」為先。因此到了這時候，回復「一國」與「兩制」平衡之說，或許可以平復或減輕「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矛盾衝突，令新任的行政長官可以較容易處理新的管治狀況及問題，以爭取回港人對「一國」和特區政府的認同。

但官方對「一國兩制」作新的解說，能否產生期望的後果，只能留待以後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