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的政治博弈

要拆解由國民教育所引起的爭議和有可能對特區管治出現的政治衝擊，就要先掌握在這政治博弈中各個參與者，及他們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能動用的資源及部署。

我在這裏假設了要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是因北京政府不滿香港回歸十五年但人心仍未回歸，對共產政權仍抱持抗拒態度，故希望以國民教育在香港年青一代由兒童階段開始就建立起愛國也就是擁護由共產政權所領導的中國的情感。

這任務當然要由特區政府來負責。但特區政府也明白完全按著北京所定下的目標去推行國民教育，那必會招來極大反對，會被指責要對香港學生實行政治洗腦。因此特區政府找來具公信力的獨立人士去主持設計課程指引，在進行了四個月諮詢後，亦積極回應了不少意見，把實質是公民教育的課程卻以國民教育的名稱推出，嘗試既能滿足北京的要求，亦盼能為港人接受。這或許也是特區政府在各種局限下所能做到的。

很不幸地，事與願違，當特區政府換屆，換了具有很「紅」背景的梁振英領導下的新管治班子去負責實際推行國民教育，「無緣無故」地出現反國民教育的浪潮。但帶領的卻不是傳統反政府的泛民政團，而是由中學生和家長自發組成的組織，連一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教師組織也不是最核心的力量。他們的組織雖不及傳統反政府政團那麼嚴密，但因他們都有超然的地位，道德感召力反是更大。

這股來自公民社會的新興力量，成為了國民教育博弈的新參與者，但他們的出現也不是真的「無緣無故」，其實也某程度是因新一屆特首是在極具爭議，缺乏港人廣泛參與的「選舉」過程中產生，不具政治認受性，更被認為是北京扶植的一個紅色特首。故此由他去推行國民教育，即使實質內容是公民教育，也會惹來懷疑，因他與公民社會之間缺乏互信。再加上不合時機地由一些親北京的團體用特區政府的資助出版了一些更符合北京原先目標的國民教育的教學材料，更強化了公民社會的疑慮。更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這政治風波更有可能蔓延至更廣的層面，衝擊新管治班子在其他政策範疇的管治。

事情發展至今，各方會採取甚麼行動，亦會影響各自的回應。第一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在即使出現了強烈的反對聲音，仍堅持在九月強推國民教育，因一方面認為國民教育的內容沒實質不妥，也是北京交託的任務，且在出現反對就退亦會損害新管治班子的管治權威，以後面對任何爭議時將更會舉步為艱。

但因反國民教育的政治力量已形成，包括了不少學生、家長、老師及辦學團體，故此若強推國民教育，很大可能會挑起很多戰線。辦學團體可能會拒絕推行；若學校按指示要推行，學校老師可能會罷教、家長可能拒絕讓子女上國民教育課、甚至學生可能會罷課。有些學校就可能陽奉陰違，明說推行卻在三年開展期內甚麼也不作。只要媒體不斷報導學校在推行國民教育的情況，那會令這爭議延續不斷，令新管治班子要不斷承受負面的批評。

第二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在政治壓力下被強退國民教育。當然這必會打擊新管治班子的管治權威，但更重要是會影響北京對香港未來的部署。其實北京也看到現在推行的國民教育，離其要有的相差很大，但也願意接受，故可能已認為自已己作了很大妥協，若連這樣不是國民教育的國民教育在香港也不能推行，對港人會有甚麼印象可想像得到。在以後要談到實行普選的具體模式時，北京很大可能會採取非常保守的取態。當然最理想的是北京因此事而更明白到港人的冀望，知道只有讓港人能真正地選出自已的政治領袖，人心才能真正回歸，而願放寬對港政策。不過以北京過去及現在的表現，在國內政局沒有出現大變前，出現這種轉變的可能性是很低。

第三個可能是特區政府延長諮詢期，在經過更廣泛諮詢後在下學年才推行。這方法是寄望在未來一年新管治班子能有所表現，可爭取回港人一些信任，那麼一年後推行或會順利一些。但這方法無可避免會給人感覺是新管治班子根本不具備能力去化解香港亟待解決的各樣深層次矛盾。再且，一年後公民社會到時是否接受也是未知之數。但我相信這是新管治班子在現在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還有第四個可能，就是在延長諮詢期後，特區政府在無聲無息下收回，正如當年「八萬五」的政策一樣。當然這不能解決矛盾，北京的感覺和反應也會如國民教育被強退一樣，只是保留了新管治班子一時的面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