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政權都是採用「國家管理宗教論」、「國家利用宗教論」以至「國家容忍宗教論」來設計其對待宗教的政策及法律。若中國的宗教組織，即使是那些未得官方認可的宗教組織，能接受現行政策及法律所加諸的局限，及那已經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法外」空間，那麼這些宗教組織與中國共產政權還是可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至少可在一段時間內及在特定範圍內相安無事。
但現代化及全球化帶來對中國宗教的改變，已令基督教家庭教會在外在物質的層面有了轉變，若它們從內部的宗教信念上也有改變，情況就變得不一樣。
守望教會屬基督教福音派的傳統，而福意派主要的宗教關注是個人的靈魂救贖，不會對社會事務以至政治事務有積極參與的。守望教會雖屬福意派，但亦發展出一套它自己的神學：「山上的城、世上的光」。在某方面，守望教會可說是中國的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先驅。按這神學觀念，教會有三種特性。
一、教會是公開的，這是指未登記的家庭教會是不用隱藏，反為了要見証其信仰，是要讓人都知道教會的存在。也是依這理念，守望教會爭取按法律登記成為合法的宗教組織。但守望教會對政教關係的看法是「教會應本著良心的原則尊重神賜政府的權柄，教會的自主權也應得到維護。」因此它並不能接受中國共產政權現行的政策與法律的要求，不能加入「三自愛國會」，這個它認為是非教會性質的官方宗教機構，因而未能取得公開的合法地位。
二、教會是整體的，這是指教會是有不同職分的配搭，以及每個會眾作為肢體的配搭，使其能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具體的聚會形式是會以一個整體的堂會來進行。由於守望教會人數增加到一個數目，故它就需要更大的地方去讓整個堂會一起聚會。北京市主管當局就是因守望教會太公開而又太大，超越了其容忍程度，故要用方法迫它變回以前較小規模和分散小組式的聚會模式。因這與守望教會的神學觀念出現衝突，就導致了現在雙方的僵持。
三、教會是先知性的，這是指教會是要為社會帶來光亮，把它們的宗教信念，透過教會的講臺、刊物及網站、會眾傳福音的活動而大聲地宣講出來。這是關乎教會在公共空間的角色，也就是宗教組織的公共性。可能有人會以為這是守望教會與中國共產政權出現衝突的主因，因守望教會好像要扮演某種政治角色或進行某種政治活動去挑戰共產政權的執政地位。但其實守望教會所說的公共參與，只是如很多在西方社會的基督教會般，希望能在社會內提供一些社會服務幫助貧困的人，或是在社會中發聲捍衛一些與基督教信仰相符的傳統道德價值如維護家庭和婚姻等。守望教會這方面的神學反是最能配合共產政權的「國家利用宗教論」。
但現在由於守望教會為了實踐其一套的基督教神學觀念，卻受到中國共產政權的打壓，那在家庭教會中會產生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是它會修正其神學觀念，在三個特點間作取捨，以犧牲教會的公開性及先知性去換取官方能讓教會以整體性的方式去進行其宗教活動。其實這也是大部份中國的家庭教會的生存之道。有一些家庭教會比守望教會更大，但它們選擇用比較低調的方式來運作，並沒有超越官方的容忍界線，甚至被容許購買面積很大的聚會場所來進行規模很大的崇拜活動，可說是「悶聲發大財」。其他家庭教會觀望守望教會的事件，就是要看守望教會能否取得突破，若最終北京市主管當局讓步，那它們也可能會變得公開及高調一些。
但另一可能性是守望教會及其他家庭教會的神學會變得更政治化，把它們公共參與的目的，由社會性及道德性，轉向為政治性。當它們看到其信仰及神學觀念，在現行中國共產政權的管治下，是無法實踐得到的話，那它們就可能醒悟到只有透過改變中國的政權模式，才真正有機會去實踐其信仰。或是它們會進一步發展出一套神學觀念，不單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和為了其宗教的信念，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符合其宗教信念的公義及公平的社會，那麼中國的基督教家庭教會在中國憲政的發展上，將會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這或許不是中國共產政權所願見的，但現在它對宗教的政策的法律，卻有可能把具有愈益強大實力的家庭教會「迫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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