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2日 星期六

具憲政視野的領袖

美國政治學者Margaret Levi提出了一個principled principal的概念。直譯可以是「有原則的領袖」。但她所指的是當一個國家正處由專制政體轉化為現代憲政政體的關鍵時刻,能否有一位principled principal將是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位領袖不是有任何的原則都可以,而是堅信要在國家內建立起憲政和法治的制度。故我把這概念譯為「具憲政視野的領袖」。
印度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都可以算是「具憲政視野的領袖」的經典例子。
之前我在本欄多篇文章也曾分析過中國的法治建設已達「有法可依」,正努力達到「有法必依」。但能否實踐得到,那就取決於中國的政治制度能否突破至「以法限權」,然後才可有望做到「以法達義」。
我認為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的樽頸位置,若能突破的話,中國政體就可由專制的政體順利過渡至較穩定及較能處理現代多元社會的利益矛盾的現代憲政政體。
中國現政權及政體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因它們缺乏穩固的認受權威基礎。故若不能取得突破的話,在面對經濟、社會及政治多個層面愈益嚴峻的挑戰,政權及政體也都有可能會崩潰,使中國再次陷於分裂與混亂中。
因此,中國在看來和平及繁盛的表面現象背後,其實是隱藏著巨大危機的。也是這原因,我們必須有「具憲政視野的領袖」來帶領中國突破這發展的樽頸。
「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必須有以下的認知及能力。
他可能很有權力及影響力,但他必須認知到無論他的理想是何等美善,他的動機是何等無私,能力是何等的高效,他的權力仍須受到限制。
不少的領袖在開始時可能都是有著美好的改革社會的理想,但當他的權力達到高峰時,權力卻使他腐化。他不一定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私利,讓自己繼續專權,而是他可能太相信自己的理想及自己對這理想的理解,以至排除其他人的想法。逐漸地認為其他人都是實踐理想的障礙,故他會要求無尚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以使那偉大的理想能按他所訂的方法及時間表去實踐。
因此,「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必須認知到人是有限的,包括他自己。他接受自己的權力是受到限制和制約,即使這會拖慢改革和實踐理想的進度,或他可能要對理想的實施細則甚或他的理想作出妥協以使其他人都可以接受。因他認知自己不可能掌握一切,故他需要與其他人一起去實施管治,共同地去尋索實踐理想之道。
作為領袖,他須要以身作則,甘受制約,以體現現代憲政的根本精神。沒有領袖可以自己一個人去施行管治,故此「具憲政視野的領袖」除了自己願意權力受規限外,他也必須能夠使所有其他參與管治的政治領袖及官僚都同樣願意接受權力得受到規限。
要達到這方面的要求,那當然要設計合適的體制,讓權力不會集中,並能相互制衡。但任何制度都還是由人去操作,故此能掌握怎樣去使管治團隊中的其他人都能接納權力得受制約,是「具憲政視野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大都是具有很強的個人魅力的。若他能好好運用他的個人魅力,先以自己作為榜樣,讓所有人都明白權力受限的必要性及對建立憲政及法治的重要性,慢慢地讓這種權力得受規限的管治文化在管治團隊中形成,再配合體制上具透明度的監察及賞罰的安排,那就有更大可能使憲政和法治得以建立及延續下去。
問題只是太多的領袖往往是濫用其領袖魅力去鞏固自己的權力而非憲政。這也是為何「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必須有「人是有限」的認知,才能超越自我的視野來帶領憲政的發展。
能知道要有「具憲政視野的領袖」是發展憲政和法治的關鍵其實不難,更難的是怎樣才能產生出這樣的領袖。在甚麼的社環境和文化土壤,才能產生「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呢?
這些問題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而這方面的研究其實還不很成熟。「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在某一國家出現也可能只是基於歷史的偶然因素。故我只能就著一個專制的政權政體,主要是基於內在的因素,而去改變成為憲政政體所需的背景條件,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相信這政權和政體與所管治的環境必須長久地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管治張力。長久是因要讓具遠見的領袖產生是需要時間的。要有張力是因那會迫使管治團隊必須不斷思考如何解決各方面的管治問題,那樣就較有可能刺激出新的思維。
二、管治團隊內必須能容納一定程度的多元思維。這可能是上一代具絕對權威的領袖已逝世,而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們還在建立自己的權威中,多種不同的管治想法,得以至少可以在最高的領導層中討論到,新的思維不會被某一種主流的想法壓制下去,連提出來也不可以。這令領袖們培育出超越性的視野的可能性增加。
三、管治官僚及社會民眾(尤其是知識份子)中,有相當數量已孕育出對法治及憲政一定程度的渴求。那使當一位「具憲政視野的領袖」真的出現時,他能夠有足夠的官僚及公民基礎及支持去推動根本性的體制改革。
中國現領導層內有沒有「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呢?胡錦濤和温嘉寳是不是呢?在四年多後可能接任的習近平和李克強是不是呢? 很不幸地,我相信大部份人的答案和我的答案一樣,都會是「不」。
但中國是否已具備一點兒產生「具憲政視野的領袖」的背景社會條件呢?這方面我卻可以正面一點。我相信這背景已在形成中,再待一段時間,所需要的就可能只是某個歷史契機的臨到。樂觀地看,我或許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一位真正的「具憲政視野的領袖」在中國出現,帶領中國走向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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