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認受權威

若特區政府醒覺自己正持續地面對認受權威的危機，那它就得尋索建構認受權威之道。
上星期我提出認受權威可從供與求的角度去理解，是假設了認受權威可以由管治者即政權一方去創製並供應，但那創製出來的能實質產生多大的認受權威，也受被管治一方的需求和期望所影響。
這裏我所引用的認受權威概念，是一種社會性概念，即實質上政治群體的成員對負責管治該政治群體的政權有多大的認同程度。但也有論者是著眼於道德性的認受權威，即以某一道德標準去評核一個政權應否享有認受權威，而該政治群體的成員如何實質看那政權的認受權威並非必然包含在評估準則內。
兩種角度並不必然存在排斥，若管治者能同時以這兩種角度去思考如何去建構認受權威，那可能會更加全面。(參本欄：「特區政府的認受性」，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
若要構建認受權威，那就要知道在一個政治群體內，管治者與被管治者之間的關係的那些元素才能產生出認受權威，能令被管治者認同管治者的正統性。這可能是取決於政治群體的成員對這群體的需要及期望。
人對群體最基本的需求及期望就是人身的安全，令他可以不再受無情的自然世界及其他人的威脅。若一個政權能保障政治群體的成員這方面最基本的要求，那就能使他們認同該政權的正統性。確保這需要是基本的，故得著的認受權威亦只是基本的程度。但有時候，政權本身才是對其人民人身自由的最大威脅。若政權是這樣做，其實是自己去把自己的認受權威的基礎削掉。
人另一基本需要是要有物質去維持生存及生活。當人類群體發展至一個階段，人再不能自給自足地得著生活所需，而要從共同的生產關係中以自己的技能換取金錢以購買生活所需，那麼管治者能否確保被管治者可以從這共同的生產關係中得著基本的物質需求，就影響它能否享有認受權威。但人對物質的需求亦會不斷提升，故管治者要去滿足人民的物質要求就會愈益困難。
人還有更高層次的要求，就是要享有人作為人的尊嚴。在現代社會，人的自我意識愈來愈強，對政權得保障其人類尊嚴的需求也愈來愈大，那使一些傳統的權威源頭再難為政權提供足夠的認受權威。故即使政權能滿足上述兩方面的基本要求，但若未能使人感到其尊嚴是受到尊重，那麼這政權所享有的認受權威亦會是有限的。但有時候人這方面的要求往往與政權要滿足上述兩個要求所要作的會有衝突。
人還有更深層的要求，是超越自身的物質需要，是對一些宗教信仰或價值信念的追求。政權若是能遵行或推崇人這些信念，那它得到的認受權威可以是非常強烈的。但吊詭地，政權可以利用人這深層的需要，透過操控思想信念或人的精神價值，嬴取超乎想像的認受權威，甚至反過來使人們在不自知下甚或自願地，犧牲以上三種需求，以使信念能得到實踐。
不過，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由於再沒有單一的信仰或思想可以主導整個群體，政權亦不再那麼容易從滿足人這層次的要求而得著超乎比例的認受權威。反而政權要面對的是如何處理同一群體內持不同信仰或思想的人之間的衝突，使人們其他三方面的需求不會被威脅到。
在了解到人有這四方面的需求，理論上只要政權能找到適當的方法去滿足這些需求，那它應可以製造出足夠的認受權威。但因著社會的發展及人自我意識的提升，所用的方法亦會是不同。構建認受權威的方法可以用三種特性來界分而得出六類方法。
一、構建認受權威的方法可以是由上而下，即從管治者所作的去滿足被管治者的需要而使政權得著認受權威。在人類歷史大部分的時間，政權都是以這種方法來得著認受權威的，無論是古代帝制以血統繼承來維持傳統的認受權威，或是現代官僚管治以規則來得著體制化的認受權威，都是由上而下去創製認受權威。
但這方法逐漸在現代社會被由下而上的方法取替，因由上而下的方法再不能在人自我意識強烈的現代政治群體產生出足夠的認受權威。由於人的尊嚴及價值愈益被重視，若不是經被管治者自己去賦與，政權的認受權威就產生不出來了。
二、構建認受權威的方法可以分為外在的和內在的。外在的方法著眼於人外在的需要，即上述第一種(人生自由)及第二種(物質生活)需要。內在的方法則著眼於人內在的需要，即上述第三種(人類尊嚴)及第四種(精神生活)需要。
很難說外在還是內在的方法較容易達到，或所產生的認受權威會較大，但很清楚的是，每一個人都是整全的一個人，他的需要既有外在的，也同時有內在的。因此，要建構認受權威就不能忽略人任何一方面的需要，不然政權仍是會面對認受權威缺欠的問題甚或認受權威的危機。
三、構建認受權威的方法可以從結果或是從過程去看認受權威是否已產生了。著眼於結果的方法是要政權製造出適當的結果才能使它得著認受權威，如確保社會的經濟發展在某一水平以上，以使人民的物質生有所保障。著眼於過程的方法則是要設計適當的程序來進行管治，尤其是當被管治者要求能更多地參與管治的決策，這也是為何公民參與是現代社會愈益重要的認受權威源頭。
建構認受權威之道，就是在於對人在政治群體中有著四個層次的需要有充份的了解，及如何從六類方法中選取適合及相配的方法去建構認受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