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變主變

在特區成立六年後，中央政府為何會由被動轉為主動呢？「一國」被動式的關鍵是特首能忠誠地和有力地代中央政府管治香港。董建華的忠誠並沒出問題，但在「七一」後，中央政府對董建華能否繼續有力管治香港產生疑問。
董建華當第一任特首後不久，香港不巧進入艱難的時期。亞洲金融風暴引發的經濟危機，使董建華在管治上面對極大的挑戰。加上六年來施政的大小失誤，香港人對他的管治能力不存寄望。但這並沒有削弱中央政府對他的信任和信心。董建華被任命為第二屆特首時，有著中央政府的祝福，他更產生了要建立強勢管治的信心。董建華終於擔起為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很不幸地，董建華不單不能說服香港人接受為國家安全立法，23條立法更把香港人對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管治幾年來的不滿凝聚起來，並一下子在「七一」爆發，造成50萬人上街。到這一刻中央政府再不能繼續掩耳盜鈴。
「七一」後自由黨的臨陣倒戈也使中央政府看到董建華連團結一些傳統支持中央政府的本土力量也做不到。這也讓中央政府看清一些她以為可信賴的本土力量是否真的那麼可信。
但最關鍵的是「七一」標誌著香港本土力量匯聚的一個新時代。在過去，香港內部反中央政府的聲音只集中於一小撮民主派人士。他們有高的知名度但卻沒有太大的號召力。「七一」並不是由這些反中央政府人士所號召出來，而是由香港人自發地走出來。因此董建華的對手已不再是一群已被邊沿化了的民主派人士，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
若反23條立法是香港公民社會被動的反抗，那政制改革有可能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主動出擊。中央政府若她不即立採取主動，局勢有可能失控。